神话为文学的源头，后世文学中很多的发展都从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中吸取养分。南楚故地是巫风未衰的地域，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惊艳绝伦、浪漫不羁，它保留了原始神话的活泼性质，开放、少约束，从而具有更强的情绪感染力量和浓郁的神话生态意象。《楚辞·天问》涉及大量的神话传说，并以问句的形式对上古神话提出质疑，力图以哲学的眼光来解释神话和自然世界。明代后期问世的长篇小说《西游记》创造了一个瑰丽神奇的神话境界，其中有许多远古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影子，如孙悟空亦猴亦人、猪八戒“猪头人身”、牛魔王“牛头人身”，以及众多动物人形的妖魔鬼怪都是依据远古神话中“人首蛇身”、“牛首人身”、“人身狗尾”等生态伦理意象来创作；主人公孙悟空无父无母，是由一块接受了天真地秀、日月之精华的仙石迸发而生的，正如同“石中生人”的夏启，属于自然化人的神话生态伦理意象；而孙悟空有七十二般变化，在与二郎神斗法中，孙悟空变成了麻雀，二郎神就变成了饿鹰；孙悟空变成了鱼儿，二郎神就变成了鱼鹰，都能在女娲化精卫、夸父杖化邓林等远古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中找到先例，这些旖旎琦丽的变化不过是原始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承续与放大。可以说《西游记》插上了浪漫主义的翅膀，大胆、奇异、瑰丽、诡秘、自由、行云流水而又独昭异彩，它总聚了神话意象思维之精华，是对远古原始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再解读与再诠释。
历尽文化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以后，随着我国哲学与文化的不断成熟，神话意象与神话思维由显性走向隐形，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移形换位的方式发展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如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史》中所讲：“神话是原始先民思想意识的总汇，它不仅有着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审美的东西，还有着属于宗教崇拜、哲学思辨的、历史和科学探讨的、地方志和民俗志的……其他多方面的东西。”[5]可以说，神话是其他传统文化的源头，神话及神话生态伦理意象蕴泽着其他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并与之共同影响、相互发展，渗透在民族文化的精神血液之中，规定着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图示。
从事小农经济的生产，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最日常的生活方式。没有复杂的生产工具，没有中间组织的存在，更多的是依靠天——自然，来提供生活资料生产的源泉与保障。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与自然之间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神话时代那种契合的亲密关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锄，秋收冬藏，人的生产、生活的节律与自然时空的节律高度一致，这种生活状态之下，与其说人生活在社会中，不如说人生活在自然里。虽然，后神话时代，一定程度上也曾出现人与自然的相悖，但这种田园、诗意、恬静的生活占据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
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也影响着中国各少数民族中的自然观的形成与日常生活形态。由于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牵引，中国各民族普遍保存着对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人与植物之间、人与其他自然物之间存在着神秘的、特殊的互渗和交感关系的认识，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这种集体的无意识不是原始个体自觉的思维活动的产物，而是集体通过自在的信仰和习俗加诸个体及支配个体的先定的、给定的心象，并在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世代相传。[6]虽然历经岁月的涤**，产生神话的环境条件也已不复存在，但神话生态伦理意象已化为集体的无意识，深深地埋藏在各民族的子孙后辈的心灵深处，并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的言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