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神话是对人类本真存在的最初记录，它为我们破译人与自然的原初秩序提供了一个超越语言、精神、文化传统的联络媒介与文化载体。即使人们早已步入后神话时代，神话生态伦理意象亦没有消失，而是化身为中国文化与个体肉身的一部分，沉淀在民族的灵魂深处，至今，我们仍可以从民族的文化形态与日常的生活图示中感受到人与自然那般如胶似漆的生命**与执着信念。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神话和该民族、该地区的哲学、宗教、艺术及政治诸领域的发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神话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亦然。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对中国神话的思维方式的承续，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则是对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延续与再发展，而传统生态伦理观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又不断改写和完善着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文本形式，甚至大量的文学、哲学巨著，本身就有着对神话的记述。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早期的传统文化与神话文本的发展是一个互相交织的过程，两者的互补、渗透，共同规定了中国传统自然观的走向，尤其是生态哲学方面。“如果说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在扬弃了神话思维之后发展起来的，那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是直接承袭神话思维模式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汉字的象形特征使直观的神话思维表象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而语言文字作为思维的符号和文化的载体，必然会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潜在的铸塑作用。早期的中国哲学家如老子、庄子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神话思维的特征”。[1]
夏商时期，我国开始进入后神话时代，但此时文化还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人们在人神未分的神话思维制约之下，这一时期的文化生活和早期文献中都能找到明显的神话生态伦理意象的影响因子，如《诗经》、《尚书》等。《诗经》中除记载了商、周祖先的感生神话外，还歌颂了禹治水、缔造山川的功绩，以及牛郎、织女的神话等。可以说，《诗经》是早期世俗文化与神话生态伦理意象思维的交会。值得一提的是，《诗经》中乃至发展到中国古诗歌中比较常见的以动植物“起兴”，如鸟、鱼、植物等，都有特定的神话与原始宗教含义。例如，鸟与祖先崇拜、鱼与生殖祈祷、树与社稷宗室有关，绝非今天一般的鱼、鸟之类的比喻，也不是后世一般的情景交融的创作过程或手法。[2]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发展到所谓文化轴心时代，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质的飞跃，人们开始用理性的、哲学的、思辨的思维打量和思考着周遭的世界，但这种理性的、哲学的、思辨的思维，本身即是神话感性化、形象化思维暗度陈仓后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种状态首先表现出“两种文化”的并存、交织与对立。正如道斯所说：“新信仰模式很少能完全抹除旧模式：要么旧的被吸收到新的里面继续生存——那往往是在不被承认和半自觉情况下——要么两者并存，虽然相互矛盾，但却同时被不同的个人乃至同一个人接受。”[3]可以这样说，春秋战国时期，繁荣兴盛的哲学、文化胚胎于原始神话，而哲学与文化繁荣与兴盛的过程也正是理性思维将神话哲理化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不同的哲学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