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1895—1976）的散文创作开始于五四时期，他是“语丝派”的重要成员，表现出与鲁迅一致的文化立场和战斗姿态，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战斗性的文章，针砭时事，锋芒毕露，嬉笑怒骂，爱憎分明，文风尖锐泼辣、酣畅淋漓，具有“浮躁凌厉”的总体风格，体现出林语堂作为一位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思想风貌。林语堂在该时期创作的集战斗性、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语丝体”散文，记录和见证了他作为一位民主主义战士的战斗历程，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林语堂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30年代，因各种客观原因和主观思想的变化，林语堂与鲁迅及左翼文坛逐渐产生矛盾与偏离，先后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刊物。林语堂一改“语丝”时期激进的反传统姿态，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归宿，认为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源，由此出发，林语堂大力标举具有幽默闲适之风的语录体小品文，并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论语派”小品文。“论语派”小品文受到“公安三袁”所提倡的“性灵”小品文的深刻影响。林语堂认为：“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学。是故言性灵必先打倒格套。是故若性灵派之袁中郎袁子才，皆以文体及思想之解放为第一要着，第一主张打破桎梏，唾弃格律，痛诋抄袭。”[4]林语堂看重的是“性灵”文学的“性灵”二字和“文体及思想之解放”的思想精髓。什么是“性灵”？关于“性灵”的诠释，林语堂曾在《写作的艺术》一文中认为，“‘性’指一个人之‘个性’，‘灵’指一个人之‘灵魂’或‘精神’”。事实上，“性灵”在林语堂的散文中内涵是多侧面的，涉及“自我”、“个人主义”、“文章生气”等不同侧面的内涵，但总体来说，林语堂认为文章要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诚于己者，自能引动他人”，性灵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文章是真个性、真性情、真灵魂的自然展现，自不必为格套定律所拘囿，以免妨碍情感的表达。
林语堂的小品文同时受到西方文化特别是英国文化的影响，他积极引进西方幽默理论，形成其特有的幽默观。1924年5月，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第一次将英文“Humor”音译为“幽默”，并一直沿用至今，此时他把“幽默”只是当成一种文艺风格来提倡。1932年，林语堂主编的幽默杂志《论语》在上海创刊，此时他开始把幽默作为“人生大计”、“文学要津”来提倡。幽默之于林语堂首先是他的文艺观，在他看来，幽默不同于讽刺和“滑稽荒唐者”，在于幽默不但能收到谐谑的效果，同时“同情于所谑之对象”，不仅有拉开距离的讽刺，同时应包含人生的哲理。他在《论幽默》中说：“幽默绝不等同于滑稽、逗乐，滑稽一词应包含低级笑谈，意思只是一个人存心想逗笑。我想‘幽默’一词指的是‘亦庄亦谐’其存心则在于‘悲天悯人’。”亦即“带一点我佛慈之念头”，对现实生活中的滑稽可笑之处进行温和的戏谑，幽默更是一种“从容不迫达观态度”，[5]这就把幽默上升到人生观的层面了。林语堂把幽默从滑稽、逗乐和低级笑谈中剥离出来，从审美的角度对幽默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把幽默作为文学创作上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