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优之死》被誉为20年代田汉最优秀的戏剧作品，其戏剧形态与早期剧作的诸多特点存在鲜明的差异。该剧围绕着刘振声、刘凤仙、杨大爷三人之间的冲突构筑戏剧情节。京剧名老生刘振声不仅爱惜自己的艺术，认定“玩艺儿就是性命”，而且希望自己亲手**出来的弟子刘凤仙在艺术上能精益求精，越有名气越用功。但杨大爷一类的流氓绅士却以物质、名利**腐化着刘凤仙，刘振声对弟子语重心长地规劝，却难敌杨大爷的引诱。台下抱病负气的刘振声上台后唱哑嗓子，被居心险恶的杨大爷喝倒彩踢下台，最终气绝身亡。该剧对现实生活形态的正面展示取代了前期戏剧常见的以转述呈现人物经历的形式，而精练、性格化、富于生活气息的语言也取代了前期戏剧中长篇大段的抒情性独白，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在该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因此戏剧动作的形成与发展不再靠奇人奇事来推动，刘凤仙的腐化、刘振声的死都是内外原因交汇生成的必然结果。这使该剧所展示的世俗**对艺术的腐蚀、强权势力对艺术家生命的吞噬这一灵肉冲突命题不仅有其深刻的现实性，而且散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田汉在《名优之死》中达到的艺术成熟肇基于长期以来的剧艺探索与磨炼，也根源于对京剧演员的生活及其性格特质的熟悉。这样，田汉在创作时就不是从理念出发，而是从生活汲取艺术的灵感与范本，从而创造出现实性与艺术性相互遇合的优秀之作。
《梅雨》是30年代田汉发生艺术转向后创作的一部独幕剧。该剧对于底层困苦的揭示并不同于20年代常见的灵肉冲突主题，然则生之苦闷的传达仍可见出，与前期创作一脉相承。《梅雨》既相承于田汉作为一个诗人对生之苦闷的天然敏感与关注，又熔铸着田汉在30年代对社会现实及底层生存的深刻理解。该剧中，失业工人潘顺华借高利贷做小本生意营生，然而接连而来的梅雨天气却使生意蚀本无利，女儿手指被机器压断无法上工，妻子的工钱也不一定能发得出，同时面临着还不了利息钱被高利贷上门逼债、交不出房租被房东找借口驱逐的困境，曾夸下海口可借回巨款解决难题的未婚女婿阿毛被巡捕带回，原来他欲向有钱人行敲诈勒索之术终以失败收场。潘顺华在贫病交加、重重打击之下，举起斧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该剧中，以潘顺华为核心设置的种种境遇，形成一浪推进一浪的戏剧情势，生之苦闷在这样的情势中得到强有力的表达，主人公最后的自杀就不是突兀之举，而是情绪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阴雨连绵的“梅雨天气”既形成潘顺华做不了生意赚不了钱的现实境遇，也产生着压抑身心的情绪气氛，剧中人对于天气的诅咒体现着境与情的融合。使“事”转为“势”，将“情”融于“境”，田汉对前期浪漫主义剧艺的吸纳与发展，使《梅雨》得以克服30年代创作中常见的理盛于情、事淹灭境的通病，一跃成为左翼戏剧的佼佼之作。
丁西林（1893—1974）在中国现代戏剧作家中，是颇具个性的艺术探索者。现代话剧以悲剧为主体，而他写的几乎全是喜剧；现代剧作家的代表作一般为多幕剧，而他被誉为“独幕剧的圣手”[3]；剧本写作是文人活，但他却是物理系的教授，越轨与矛盾之处恰恰成就了丁西林戏剧的特质。
丁西林的独幕剧特别讲究戏剧的结构。有研究者指出，他的独幕喜剧通常运用“二元三人”模式，即将剧中人物压缩到最大限度，通常由三个人构成，但不是三足鼎立，而是二元对峙对衬的格局，第三者起着结构性的作用，或引发矛盾，或提出解决矛盾的某种契机。[4]而丁西林在完成一个喜剧环节之后，通常在剧尾翻转一笔，推倒原先情境得以成立的某一因素或侧面，将喜剧的浪潮又往前推进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