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戏剧创作在通俗情节剧的表层下却蕴涵着对生存本真的深度探索。在《雷雨》中，他展现的不仅是两代人的情爱悲剧，还有宇宙的残酷法则；在《日出》中，他看到的不只是上等旅馆与下等妓院的浮浪生活，而且是“人之道以不足奉有余”的世道；在《原野》中，他要表现的不仅是一个复仇的故事，还有复仇者内心的价值困惑与心灵压抑；在《北京人》中，他透过封建遗老家庭中鸡零狗碎的争吵洞见文化生命力的中空。在其戏剧中，时常出现人物的“出位”状态，比如暗恋四凤的周冲突然发现自己对四凤不是“爱”，而是一场“胡闹”（《雷雨》）；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陈白露幽幽道出：“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日出》）；以洋文凭混世的张乔治做了个梦，数不清的鬼拿着活人的脑壳丢来丢去（《日出》）；一向克己奉人的愫方感慨：“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北京人》）。人物突然站出位反观自身的生存状态形成全剧的“剧眼”，它与戏剧所展示的一系列情境构成了本质与表象的“参照”，使观众于繁华中观见枯涩、热闹中洞察虚妄、希望中体认绝望。超越世俗表象的洞察力使曹禺总能比一般的剧作者看得更深，他对契诃夫戏剧的评价也可借用来形容他自己：“他看得更深，写真实的人在命运中有所悟，在思想感情上把人升华了，把许多杂念都洗涤干净了。”[7]研究者们所论及的曹禺戏剧的诗性正在于此。
将曹禺的戏剧作品纵向排列，可以看到一戏一格的探索足迹。尽管他很了解来剧场看戏的观众的接受前视野，但不论是在精神内涵，还是在审美形式上，他从未止于适应，也从不故步自封，而是坚持不懈地探索与挑战。他将从不同类型的戏剧中接收到的艺术营养与观照世界、理解人性的不同视角结合起来，创作出各具风貌的戏剧作品。坚持灵魂深处的叩问，坚持剧场艺术的更新，体现着曹禺不断越出界外，凝眸远方的超凡艺术追求。
《雷雨》的出现，标志着不论是文学形态的戏剧，还是舞台形态的戏剧，都迎来了它的真正成熟。结构是戏剧形式诸要素的核心，一出戏能不能成立，靠的是结构。在结构的严谨、精巧、缜密上，中国现代戏剧未有超过《雷雨》者。
《雷雨》包含两个时态的悲剧：过去时态是周朴园与鲁侍萍的情爱悲剧，现在时态是蘩漪、周萍、四凤之间的**悲剧。一个长达三十余年涉及两代人的故事要在不足一天的舞台时间内演绎完，这需要高度的剪裁技巧。第一幕一开场，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曹禺的匠心独运。鲁贵与四凤的谈话看来像父女间的家常闲聊，却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信息：不仅包括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与习性，还揭示出剧中主要人物间的关系，四凤与周萍的情爱、周萍与蘩漪的暧昧、蘩漪对四凤的敌意等，对于舞台上正面展开的情节，这是近前因；而谈话同时透露了鲁侍萍要来周家这个重要的规定情境，为揭开现时态悲剧的远前因埋下伏笔。之间再穿插进周冲来客厅寻找四凤、鲁大海来周家见周朴园这样的过场戏，将周冲对四凤的爱慕、鲁大海对周家的仇恨也展现出来。至此为止，剧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已经基本明朗，按下不表的只有鲁侍萍与周家的关系，它将作为后面情节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推动力量而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