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还常常以潜台词的形式呈现，潜台词源于话语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称。人在面对他人时，通常不是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向，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声东而击西，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之表现。《雷雨》中，鲁贵已经窥察了蘩漪与周萍私通的事实，在面对蘩漪时，既要让她知晓这一事实，又要保持奴才对主子应有的恭敬，同时还要表达自己的利益索求。而蘩漪面对四凤时，既有情敌之间的敌意，又要保持做主子的尊严，同时还要借四凤之口探听周萍的行踪。因此鲁贵与蘩漪的语言就产生言此意彼、旁敲侧击、隐显不定、抑扬交错的特点。而《北京人》中，思懿狭恶的心肠与慷慨的言辞，曾皓利人的告白与利己的动机相互掩映。在现代剧作家中，曹禺的戏剧语言之所以最耐咀嚼，缘由之一也在于他善于通过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语言映射出人情人性的无限奥妙。
戏剧是“群趣”的艺术。从文明戏时期起，话剧应该如何适应中国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就成为从业者们自觉的艺术探索命题。在这一点上，曹禺更是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文明戏，曹禺这样评价：“演得非常**哀痛”，“这种文明戏对我是有影响的，使我感到戏剧的确有一种动人的魅力”。[5]**哀痛是平淡人生的补充，也是普通观众来到剧场的基本观赏需求，曹禺在戏剧中毫不吝啬地将这些东西馈赠给观众。男女、家族、阶级之间的恩怨情仇恨是其戏剧的基本情节范式。上到高等旅馆交际花与有钱人的周旋，下到三等妓院底层妓女与各色人等的厮混；或是士大夫家庭中有妇之夫与表妹的暗通款曲，或是监狱出逃的囚徒与有夫之妇的通奸调情；上一代的罪孽在下一代身上报应，下一代的养尊处优掏空上一代的积累，曹禺在戏剧中反复演绎着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人情世态。巧合、突转、埋伏、发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峰回路转、水落石出，这些戏剧性的佐料在他笔下从来不缺。曹禺前期的四大名剧，尽管从个案上来看各有特点，《雷雨》《原野》浓一些，《日出》《北京人》淡一些，但写人造境的总体风格是相似的，都追求鲜明、浓郁的中国风味。在其戏剧中，对比、重复的反复运用，气氛情感的浓度、强度，戏剧动作的鲜明真切，足以创造强烈的剧场效果。因此，平淡含蓄的契诃夫戏剧艺术尽管在曹禺看来非常高妙，但“中国人演也演不出来。就是演得出，也没人看”[6]。虽然有研究者指出了契诃夫对曹禺戏剧的影响，但我们如果从影响所带来的相似之外看到相异，也许更能体会曹禺戏剧的民族色彩与大众化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