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1910—1996）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作家。随着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作品的连续问世，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创作走入成熟状态。对东西方戏剧文学精深的领悟，对戏剧表演与导演实践的参与，对社会细致的观察，对人的深入理解，都使曹禺足具条件将话剧文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其剧本技巧上的成熟，写人的深度亦有效地锻炼了话剧表演与导演艺术。因此，曹禺的创作对中国话剧走向全面成熟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曹禺的经典作品几乎全是悲剧，除了遭遇之苦——失业、贫穷、老病、系狱、失去亲人或爱人等，更有精神之苦——孤独、追悔、冷漠、隔阂、幻灭、仇愤、恐惧等。曹禺总能通过遭遇之苦揭示精神之苦，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比一般的剧作者走得更远、更深，以至于能够超越某一个体特殊的境遇，抵达人类共通的境遇。周冲的痛苦代表着青春期共有的理想幻灭；仇虎的复仇过程折射出向外扩张到向内敛抑的典型心路历程；曾文清的出走又返回成为生命力匮乏的经典范例。经由个体境遇的特殊性到达人类精神的一般性，因此，曹禺的戏剧表现他所处的时代中人的具体生活形式，但却能够超越时代、地域，获得广泛的精神认同。
曹禺的前期戏剧往往通过家庭或相类于家庭的格局展现人性、文化、社会秩序等各种原因带来的苦痛人生，家庭限定了人活动的范围，然而并不限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正是在封闭的空间内，人的行为更多地为个体的情感、性格、思想所推动，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反映着意志、欲念之间的冲突与较量。曹禺继承五四以来以“人”为中心的文学理念，在其前期戏剧中持之以恒地向人的内心掘进。欲念与欲念的冲撞、欲念与陈规的搏斗、人心内部的自我格斗等，使他笔下的人物关系呈现内向的纠结。这种纠结的往复，既成就戏剧的紧张度，也成就人性的深度与迷人之处。
戏剧家于剧场效果的考虑，往往在悲剧中融入喜剧的成分。李渔在《闲情偶记》中将“剂冷热”作为戏剧创作的重要原则提出。《雷雨》作为曹禺的第一部戏几乎是纯悲剧，但剧中的鲁贵以其混世的无赖相创造出剧场的喜感；而到了《日出》《原野》，悲剧情境中时常穿插喜剧性的段落，《日出》中顾八奶奶的卖弄做作，张乔治的洋腔洋调，潘月亭与李石清在得势失势之间其高低姿态迅速脱换；《原野》中的常五“试探不成反被试探”，白傻子“作证不成反被收买”，等等，这些喜剧人物与喜剧段落，既是戏剧主题与情节链环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时也是剧作家为调动剧场气氛的策略性安排。在以上剧作中，“笑”基本上由特定类型的人所引发，并不足以改变悲剧的本体属性。《北京人》在剧作家的定位中，已然是一出喜剧。虽然该剧展示的仍是苦涩的家庭经验，但在愫方和瑞贞的“走”中，能够看到剧作家对“旧”的毁灭、“新”的重生的欢欣之感，其身姿在结局时发生了逆转，是迎向于新，而非踟蹰于旧。如果说，这种身姿在《日出》《原野》中已经呈现端倪，此时则落实于“行动”。因此，从纯悲剧到在悲剧中加入喜剧性段落再到喜剧，也可观照出曹禺的心灵变化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