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在艺术上呈现出三方面特点：首先，最突出的是理想与浪漫的融合。《女神》对旧中国现实的否定是以对理想社会的乐观想象为基础的，理想主义成为其浪漫主义追求的内涵。诗集通过火山般的**、华丽繁复的语言、急遽的旋律和大胆夸张的想象，铺陈渲染了诗的浪漫**。理想主义则赋予诗歌以崇高的美学特征。“女神”的创造，“凤凰”的新生，“煤”的燃烧，“天狗”的飞跑，无一不是理想化的艺术遐想。《女神》是时代的精神之花，是社会变革和创造之光。它节奏雄健，情感激越，色彩鲜明。《女神》在五四质朴淡远清幽的白话诗丛中独放异彩。夸张和象征是《女神》抵达积极浪漫主义的形式。首先是“自我”的夸张。几乎每首诗中都蕴含着一个个性自觉的抒情主体，它囊括日月、包举宇宙。其次是意象意境的夸张。诗人站在北海道的太平洋岸边放号，仰慕星空、崇拜太阳、歌唱地球、赞美大海，歌颂万里长城、金字塔、苏伊士、巴拿马的雄伟与大自然的伟力。那“滚滚的洪涛”，那“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带给人宏阔的意境。
独特的自由诗体，可以看做其诗作在艺术上的第二个特点。自由诗体的引入打破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格律的束缚。它首先是诗人个性精神解放的体现。郭沫若反对刻意雕琢和矫揉造作的诗风，主张诗要“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自然流露”，达到“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1]他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2]。因此，《女神》中诗情炽热，诗句如脱缰快马，高低缓急，任意挥洒。其次，自由诗体的丰富多样。《女神》中有短至3行的抒情短章，也有长达300多行的诗剧。分行整饬参差，换韵自由。总的说来，郭沫若的诗歌并非无规律的自由，他力求在诗节、诗行、韵脚方面保持形式的和谐，以情绪起伏节奏支配诗行的运行，力求具备“内在的节奏”[3]。《女神》既汲取了外来诗歌形式的养分，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情韵和风采。
第三方面表现为雄奇狂放的诗风。郭沫若曾将自己诗歌创作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诗的修养时代”，主要受唐诗中王维、孟浩然、柳宗元、李白、杜甫及白居易等诗人的影响；“诗的觉醒期”，喜爱泰戈尔、海涅的时期；“诗的爆发期”，大力借鉴惠特曼、雪莱等诗人的艺术风格。《女神》诗风的形成，也受到了中外诗歌的多重滋养。郭沫若欣赏雪莱的杂色风格，“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4]。郭沫若以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广泛借鉴中外文学之优长，形成自己雄奇狂放的艺术风格。
《女神》的雄奇狂放风格有两种情形。首先，《女神》中同时存在着清丽与奔放两种特征的诗作。例如第三辑中歌唱自然的小诗《雾月》《晚步》《晨兴》《鸣蝉》《晴朝》等，可能是诗人“觉醒期”的诗作，主要受泰戈尔诗风的影响，清丽淡雅，其中也含有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的风味和意境。而创作于“爆发期”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匪徒颂》《巨炮的教训》等，主要受惠特曼、雪莱激越奔放的诗风影响，刻意追求狂放。其次是两种风格杂糅于一体的诗作。如《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既有“雄浑倜傥、突兀排空”的一面，又有“幽抑清冲”的一面。《女神》的代表作《凤凰涅槃》，就能给人以雄奇、柔婉、清丽的多重美感。
《女神》对“生命强力”的原型复兴是其雄奇狂放特色又一体现。《女神》中对文明所湮没的“生命强力”原型的表现十分生动。远古神话以特殊的方式最早表现了人类生命中这种固有的“强力”记忆。郭沫若诗中借用的共工、夸父、精卫、女娲、后羿、大禹等神话形象均为大力神形象，他们或阳刚强健，或阴性柔韧，持续引发读者对于原始力量的集体记忆，在新的时代氛围中生成了新的意味。借助这些神话原型，《女神》传达了五四时期破旧创新的伟大力量，形成诗歌雄奇狂放的审美范式。
《凤凰涅槃》是郭沫若诗中的代表作，诗作集中描写凤凰集香木自焚而从烈火中新生，以此象征旧中国/旧我的毁灭与新中国/新我的更生，抒发了转型时期革故图新者的自信与豪情。
“序曲”、“凤歌”和“凰歌”部分，写凤凰自焚前的凄婉悲壮。凤与凰忙碌着衔来香木准备葬礼，凤鸟“即即而鸣”，以雄性的粗犷诅咒旧世界，质疑宇宙，表达对旧世界的决绝与抗争。凰鸟“足足相应”，以雌性的柔情悲诉，表达对污浊现实的迷茫、忧伤与幻灭。
“凤凰同歌”与“群鸟歌”部分，写凤凰浴火重生的英勇壮烈。“同歌”简短有力，面对蓬蓬烈焰，凤凰英勇无畏地将“身外的一切”（旧中国）和“身内的一切”（旧我）投入烈火。“群鸟歌”则勾画出群丑争霸的场景。群鸟从四处飞来，幸灾乐祸地观看凤凰火葬。它们夸夸其谈，反衬凤凰浴火的壮美与崇高，诗歌借此揭露和鞭挞了形形色色的世间丑恶。岩鹰的凶残、孔雀的炫耀、鸱枭的贪婪、家鸽的奴性、鹦鹉的僵化、白鹤故作清高等，分别对应着当时军阀、官僚、政客、帮闲文人及所谓洁身自好的自由派，象征着统治者的横暴、剥削者的贪婪和市侩的庸俗。
“凤凰更生歌”是全诗的**，写凤凰浴火后的新生。本章以华美恣肆的笔调、整饬复沓的句读，渲染大和谐、大欢悦的壮美景象，以狂歌高呼表达对理想世界的无限喜悦和赞颂。“昕潮”、“春潮”、“生潮”的汹涌，“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来临”；以“新鲜”、“净朗”、“华美”、“芬芳”描述新中国/“新我”焕然多彩的生活情调与人生境界；以“热诚”、“挚爱”、“欢乐”、“和谐”形容未来社会人际的融洽无间；以“生动”、“自由”、“雄浑”、“悠久”强调新生中华个性解放、生机蓬勃和永恒久长的特征。诗人把他对祖国、对人生的诚挚愿望寄寓在浴火重生光芒四射的新生的凤凰形象之中，激励人们投身时代洪流，变革现实，改造旧我，去创造自由、独立、和谐、繁荣的全新中华。
《凤凰涅槃》采用象征的表现方式，以凤凰涅槃象征中国现代社会和现代知识分子浴火蜕变历程。诗中的艺术形象被赋予丰富内涵：凤凰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与诗人自我的隐喻；香木之火是五四时代民主革命烈火的图腾；群鸟是旧中国各种反动势力与市侩文人庸众的暗示。《凤凰涅槃》充满泛神论色彩。作者借助凤凰传奇，书写大地、自然、万物与宇宙，并赋予它们以生命，并将自我融汇其中。因此，诗中歌咏浴火凤凰、宇宙万物，也是歌咏自我，歌咏自然造化的一切。“一切的一”，是事物的本质，即各自的主宰之“神”；“一的一切”则是世界本源的各种具体存在状态，即万事万物。诗人的“泛神论”宇宙观和生命观在此得到了张扬。凤凰的浴火重生是中国及诗人自我开始觉醒的象征，更是五四运动中人民革旧图新时代精神的隐喻，洋溢着热烈的追求个性解放、创造理想中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