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觉新、鸣凤、瑞珏、梅为首的“受害者”是整个人物谱系中颇具艺术魅力的一群。其中最精彩的应数高觉新。在守旧的长辈和激进的弟妹的夹缝中间，不为双方所理解。读新书却过着旧式生活，在思想上接受过新思想影响，行动上却留恋于旧家庭，思想与行动的纠结，清醒与懦弱的矛盾，成就了觉新的悲剧性。高觉新自小才资优异，聪慧好学，接受过新式教育。读书用功且有梦想，想做化学家，是成绩优异的中学毕业生，期待日后继续上大学，甚至梦想去德国留学深造。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觉新也阅读了一些新书报，接受了一些新思想，同情觉民、觉慧的奋斗与反抗。但同时，他的思想性格被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严重扭曲，客观上扮演了一个封建礼教和封建家族制度维护者的角色。中学刚毕业，觉新就被“召回”结婚，而妻子却不是他所钟情的梅表妹。他虽觉痛苦，却没有说一句不愿意的话。不久，他很快就被搅进了大家庭各房之间的倾轧中，虽曾试图反抗，但反抗除了带来更大的麻烦外，没有任何一点好处。于是他选择了新的处世方法——敷衍，极力避免和长辈冲突。可是敷衍也没给他带来安宁，妻子瑞珏因所谓“血光之灾”的迷信难产而死。觉新的朝气和梦想在沉闷的家族生活中渐渐消失，经常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自身的软弱使其不能改变既有的规则和制度，自己虽是旧礼教旧制度的受害者，却常常以它们的维护者形象出现。懦弱和健忘让觉新自己暂且过上安静的日子，无形中他所作出的牺牲，成了觉民、觉慧们的庇护之伞，换来了觉民、觉慧们的幸福。梅、瑞珏、鸣凤在《家》中则以相对单纯的面貌出现，都是被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迫害致死的年轻女性。梅是性格柔弱而多愁善感的黛玉式闺秀，与觉新青梅竹马，却因双方父母在牌桌上的龃龉而被拆散，嫁他人后不久就青年寡居，终日心情沉重，抑郁而终。瑞珏温柔善良、心灵手巧，堪称旧式家庭中贤妻良母的典范，可最后却被所谓“血光之灾”的迷信逼到城外去生产，导致难产而死。鸣凤是高家的婢女，虽然出身低微但内心仍保持着纯洁与高贵。正当她与觉慧初涉恋情之际，却不料被高老太爷做主把她送给六十多岁的冯乐山作妾。在万般无奈中以死抗争，维护她生命的尊严和情感的忠贞。通过众多“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巴金鲜明地表达了其对封建家庭制度和礼教的控诉和否定。
“倾诉性”特征，在巴金一生创作中是一以贯之的，不管是小说创作还是散文创作，都是如此。这一点在《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家》是一部有着鲜明的巴金烙印的具有现实精神的作品，不仅构建了“家”，还塑造了“家”中的各色人等，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但它与客观冷静的现实主义风格不同，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这种抒情色彩一方面通过饱含感情的心理描写呈现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流淌出人物发自肺腑的真情意，譬如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管是瑞珏、梅、琴，还是鸣凤，都通过细腻刻画，展现了她们痛苦的心灵世界。又因她们各自性格、处境的差异而各具风采。另一方面，更多通过人物间的发自心灵深处的真情倾诉，从而使读者产生心灵震撼。比如，作品中觉新获知梅表姐的遭遇后对觉慧的倾心哭诉（第14章）、梅与瑞珏相处后的真诚言说（第24章），陈剑云对觉民热烈表白（第27章）……在这些倾诉中，我们不仅可以直接获知人物的真情实意，体会到人物的苦衷与无奈，而且也能充分感受到作者的真挚坦诚。
倾诉性特征在《家》中的突出表现，是基于两种需要而出现的。一是作品主题呈现的需要。《家》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受害者”们大段大段地把痛苦倾诉，人物强烈的主观情绪外泄显然会强化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力量，凸显作品的主题指向。二是符合作者内心宣泄的需要。在政治抱负（无政府主义）和至爱亲人（大哥尧枚）一起离他远去的时候，巴金开始了近乎病态的写作，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文学创作上，1931年写的小说多达五六十万字，如加上散文和译作，则达八十万字以上。幽闭在阴暗屋子中，日夜不停写作，情不自禁的冲动使他把内心的郁闷、愤懑、痛苦、纠结等各种情绪在文学作品中恣肆地倾泻。
巴金自20世纪30年代走上文坛，始终把文学的真诚品格灌注在他所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中。他在小说创作中所开创的现代家族叙事型构、塑造的青春反抗型人物系列和热情真诚的倾诉性话语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堪称独特。与茅盾、老舍等作家一起，促进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繁荣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