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茅盾小说人物冲突的不可调和性，是由其不同的阶层归属所决定的，人物性格也是在社会科学理论所预设的阶层属性的规定指向中塑造的，这些都是在其理性创作原则严格制约下的必然结果。
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他们最后在经济领域的殊死决战，显然是由其各自所归属的阶层利益所决定的，其背后所隐藏的“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的激烈冲突左右着二人的行为选择，决定着他们人生命运的最终走向。吴荪甫与杜竹斋的分道扬镳，显然不是因为个人伦理情感从中作梗，而是“民族实业”与“金融资本”各自利益取向的差异引发的“背道而驰”。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入侵、军阀中原大战等重压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横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愿景的彻底破灭……《子夜》呈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包括工商、军政、城乡、劳资、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图景，以及各阶层相互间激烈且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这一切均由人物各自预设的阶层（阶级）归属和“理应如此”的社会图谱所决定。
茅盾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是由其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阶层属性规约着人物的性格。这种追求与茅盾的理性创作观念密切相关。他认为人物是小说中心，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各种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人。因此，他严格地遵循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塑造人物性格的创作原则，人物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是他关注的焦点。在《子夜》中，茅盾自觉地将吴荪甫置于纷繁复杂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吴荪甫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的关系、与其他民族资本家的关系、与丝厂工人的关系、与双桥镇农民的关系等，呈现了吴荪甫复杂的社会关系。吴荪甫与父亲吴老太爷、妻子林佩瑶、姐姐吴芙芳、姐夫杜竹斋等家属的关系，与屠维岳、莫干丞等亲信的关系，与合伙人王和甫、孙吉人等的关系则共同构成了吴荪甫复杂的社会伦理图景。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和伦理纠葛，都从不同侧面透示出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家所拥有的复杂性格——既刚愎自用，又软弱无能。
再次，茅盾小说的理性色彩表现为其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对文学认识价值的执著追求。茅盾小说创作终极指向是记录和剖析中国社会，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和把握。
如果对茅盾的小说略加梳理，俨然就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的“编年史”，并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历史事件。他极善捕捉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争取在“第一时间”反映社会革命的进程。《虹》通过记录梅女士的生活道路，揭示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内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由封建制度叛逆者到革命者的艰苦历程；《蚀》三部曲聚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类群体——他们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从他们的心路历程这一独特角度来记录大革命，真实、迅速地反映了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及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心理；《路》和《三人行》则表达了大革命失败后作者急于帮助青年认识社会的强烈愿望，力图使他们从迷茫中走出，并踏上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把城市、城镇、农村都纳入自己的视野，全方位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锻炼》《走上岗位》《腐蚀》记录了抗战初期、相持阶段及其后中国的整个社会风貌，其中包括“八·一三”淞沪战争、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霜叶红似二月花》准备以更为宏大的篇幅描绘中国现代历史。社会进程延伸到哪里，他的作品就跟到哪里，这是茅盾的特点——但不一定是他的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