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擅长“戏剧的描写法”[6]，精到简洁地勾勒人物的形貌特征，以呈露人物性格。《马裤先生》中，马裤先生的“平光眼镜”和“小楷羊毫”暗示其好装腔作势、附庸风雅的虚伪性格。结合他的粗鄙言行来反观这两个物件，反讽的意味不言而喻。《眼镜》中的宋修身“身上各处的口袋都没有空的地方：笔记本，手绢，铅笔，橡皮，两个小瓶，一块吃剩下的烧饼，都占住了地盘”，这个细节特写放大了其病态的贫穷意识和吝啬迂腐的性格。《四世同堂》中，老舍漫画式地描摹祁瑞丰、冠太太、蓝东阳等汉奸的人物造型，意在突出他们灵魂萎缩、毫无廉耻的性格丑态。
围绕人物的性格特质，多方面刻画人物，以烘托人物性格。《牺牲》中的毛博士笃信美国优越而中国野蛮肮脏；推崇“美国精神”，却流于电影、金钱和女人等皮相层面；立合同又不守约，为人处事毫无“美国精神”；在爱情和婚姻上，同样显露出“美国精神”伪装下的“中国精神”本相。老舍多方面地展现毛博士崇洋媚外、不中不西的文化失根者形象，使其性格更加鲜明突出。
三、“说”故事的叙述方式。在小说创作中，老舍借鉴了民间说书艺术，采用“说”故事的叙述方式，具体呈现为三种情态：1、叙述者“我”在小说中充当主角，娓娓倾吐“我”的故事或思绪，如《月牙儿》《阳光》《我这一辈子》等。叙述者宛若逢遇新知故友，与读者面对面地诉说长谈，这种近距离和真切感是这类小说所具有的生动效果。2、叙述者“我”在小说中充当配角，以“我”的视角讲述别人的故事，如《大悲寺外》《黑白李》《柳家大院》《兔》等。这类小说的叙述者直接摆出“说书人”的姿态，以“说”的口吻展开故事，例如“这两天我们的大院里又透着热闹，出了人命。事情可不能由这儿说起，得打头儿来。”（《柳家大院》）“爱情不是他们兄弟俩这档子事的中心，可是我得由这儿说起。”（《黑白李》）《兔》开篇先介绍小陈的相貌、职业、性情、才智等个人信息，这俨然也是说书人惯用的开场白程式。由此，读者仿佛置身“书场”，在听故事的氛围中享受一场生动的阅读体验。3、叙述者并不充当角色，却仍以“我”或“我们”自称在小说开篇出场，全知全能地讲述别人的故事，如《一封家书》《恋》《小木头人》等。这类小说的叙述者不愿退居幕后，而是有意制造在场的假象，向读者发出“我”（“我们”）在说故事的讯息，意在引导读者进入“说”与“听”的情境中去，从而增强读者的阅读情趣。
老舍是以小说家的身份跻身中国现代文坛的，小说不仅是老舍开启新文学创作的文体支点，更负载了其广泛而深切的文化思考。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是老舍在小说创作中进行主体性思考的核心命题，也是支撑老舍小说“生动性”之趣而不俗的理性力量。
老舍既以西方文化为学习的客体和有益的参照，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愚昧保守、封闭落后，同时又警惕西方物质文明的泛滥和腐化，批判本土对西方文化的皮相接受以及新文化的变质，这是老舍进行文化批判所呈现出的“双向性”，其背后维系着作家显在的新文化自觉与潜在的传统观念之间相互牵制、趋于平衡的心理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