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对叙事技巧要求更高，因此，“短篇想要见好，非拚命去作不可。”[3]平常的题材、简单的故事，却能在集中充实的情节中显得精彩动人，这是老舍短篇小说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上任》中的尤老二身为稽查长不仅毫无威信，还屡屡剿匪失败，接二连三地受到土匪的支使和玩弄。终于，他上任不到三天便引咎辞职。一波初平而一波又起，尤老二上任到卸任的过程既短促又曲折，颇具戏剧性。《黑白李》的情节中心从兄弟矛盾转向革命，是通过两个悬念来实现的——白李的危险行动是什么？黑李为何烧去黑痣，又不知所踪？这在小说结尾才得以揭晓：白李组织暴动失败被通缉，黑李顶替白李遭逮捕枪毙。小说的情节逻辑随之柳暗花明：白李参加革命又不愿祸及黑李，便故意与黑李发生摩擦，企图破坏亲情、脱离家庭；黑李则屡次忍让，尽力维护亲情，甚至为了保护白李而冒名赴死。不到最后，读者决然想不到这是一篇关于革命题材的小说。
二、灵动鲜活的人物群像。老舍在小说中创造了类型多样的市民形象，具体有以下几类：1、固守封建宗法礼教，思想保守落后的老派市民，如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王老太太（《抱孙》）等。2、中西文化冲撞下的病态畸形的文化失根者和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者，前者如毛博士（《牺牲》）等，后者如赵子曰（《赵子曰》）、祁瑞丰（《四世同堂》）、马裤先生（《马裤先生》）等，更有甚者利用新潮虚伪造势、谋权营私，如冠太太（《四世同堂》）等。3、新思想引导下的觉醒者、实干者和反抗者，他们是老舍“理想国民”的化身，如李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钱默吟和祁瑞全（《四世同堂》）等。4、生存艰难而苦苦挣扎、良善安分而贫弱无力的城市底层贫民，如祥子（《骆驼祥子》）、福海（《我这一辈子》）、“我”（《月牙儿》）等；其中相当数量的苦人们是贫苦交加的近现代满人的缩影，他们生活落魄、营生低贱，却保留有昔日贵族的道德涵养和精神风貌。对这类隐含着满族身份的底层贫民的书写、理解和同情，既以作家的人道主义关怀为根柢，也与作家本身的民族记忆和民族认同休戚相关。
在人物塑造上，老舍注重突出人物鲜活而独特的性格，使人物“能立得起来”[4]。人物对话的性格化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正如老舍所言：“小说中人物对话很重要。对话是人物性格的索隐，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5]《骆驼祥子》中，虎妞既有男性的粗爽刚利，也有女性的阴柔娇媚，尤其当她面对祥子时，这种两性复合的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她与祥子的对话中，常有刚劲泼辣之语——“过来先吃碗饭！毒不死你！”“你可倒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但也有“一百一的客气，爱护”，流露出隐隐的娇柔之气——“我也知道你是要强啊，可是你也得知道我是真疼你。”“你瞧，我要是一天看不见你，我心里就发慌！”虎妞的形象由此更加耐人寻味：家庭和车厂的恶俗环境使她养成了市侩粗野的习性。管理车厂则要求她形成强势蛮横的行事作风。老姑娘的处境和成熟的性意识使她对情爱和婚姻生活充满渴望，祥子的出现则激起了她关乎爱和被爱的双重欲求。如此复杂的人生境遇，必然形成虎妞善恶交织、亦阴亦阳的复杂性格。《抱孙》中，王老太太发话：“宰了你的女儿活该！万一要把我的孙子——我的老命不要了。”“我的孙子得养出来！”“头大的孙子，洗三不请客办事，还有什么脸得活着？”一个愚昧顽固、虚伪冷酷的封建家长形象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