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在郁达夫创作中的“真实”观念，总是与他对自我生命体验的执著珍视连为一体，是一种“自我真实”的观念。故而，他的经历可以与他的小说情节相印证。对“自我”内与外、心与行、善与恶的全方位披露，成为他小说创作真实性的特性。《沉沦》中的“他”来自富春江上的小市，三岁丧父，少年贫苦，大哥是法官，二哥是军人，留学日本……“他”多愁善感，忧郁软弱，甚至带点神经质；但“他”内心正直，满腹经纶，“他”的言行、举止、风度无不透射出作者自己的气质，甚至“他”的外貌特征也是作家自己的自画像。当然，我们不能把“他”、“文朴”、“于质夫”、“伊人”等人物与作家本人机械等同，但读者还是能够从这些主人公的漂泊身世、坎坷遭遇和苦闷情怀中辨认出郁达夫的身影和气质。
“主观抒情”也同样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产生于私人生活的个人言说，使郁达夫小说的所有结构因素具有鲜明的自我性，也使他的小说更多地注目于“心内之情”，从而更接近于心灵奥秘的自诉。不管是对自然景物的描摹，还是对人物心理的刻画，都融入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自我”“主观”与“抒情”的密切结合，形成了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特征。
“情绪结构”，主要是针对小说的叙述方式与策略而言的。郁达夫小说的反常规性，表现在他并不重视有头有尾的情节，或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环境之于人物行为的变化制约，在他这里也是有意被忽略的。郁达夫小说往往以抒情主人公自叙为单一线索缓慢展开，以人物的情绪变化作为小说的发展线索，有意漠视小说情节的完整性，被强化的是抒情主人公的情绪。自我的行动和命运构成作品的情节，自我的所见所闻就是作品的环境，自我的情绪起伏形成作品的节奏，自我的内心冲突导致作品的**。情绪的流动节奏或情绪的变幻空间，成为他对小说结构进行处理的基本参照。因此，“无情节”、“无中心”、主题虚化、人物模糊等，也就成为他的小说与一般小说相比所具有的差异性。他在小说创作方面并非刻意营构的叙事结构与策略，为中国小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郁达夫小说的文体意义在于：第一，意味着小说审美素质的增新，它开始向人的心灵世界开掘，探索人的心灵底蕴，人的情感、心绪成为了小说建构的主体；第二，意味着小说功能的开拓，它不仅拥有叙事功能、描写功能，而且开始真正拥有了抒情功能；第三，意味着小说叙事视角的开始更换，由外视角变为内视角。
钱锺书（1910—1998）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但其为数不多的文学创作却为他赢得巨大名声。基于对东西方文化精深渊博的把握和对世态人情细致入微的体察，其文学创作的讽刺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均表现了其独特的讽刺才华。《围城》的讽刺性特征，首先表现为通过“围城”之喻实现对人生或生命的深层讽喻，其次表现为通过漫画式描摹世态人情和知识分子窘态，针砭各种社会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