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5）的小说创作，在五四时期呈现独特风格，惯称为“浪漫抒情”类型，整体格调上受到外国感伤浪漫主义的影响，具体特征可概括为“自传性”。这种艺术择取与他“悲剧的出生”、现实人生道路的坎坷和理想不断受挫所形成的社会人生感受方式有关。从他的第一部小说《银灰色的死》到最后一部小说《出奔》，由起初的感时伤世到后来的道德反省，都一贯体现了郁达夫所认同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叙传”的文学观念。郁达夫吸收了当时风靡日本的“私小说”的风格元素和西方一些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主张表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弱化对外部事件的叙写，侧重于作者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
一、郁达夫小说的“自传性”首先体现在极具个人色彩的“零余者”形象的塑造上。郁达夫以自己身世经历、精神气质为“原型”塑造了一批时代特征明显的“零余者”形象。以《沉沦》等为代表的早期小说，均是时代青年青春与现实相交织之中的“伤怀感世”，小说主人公“他”等，已经具备了“零余者”形象的基本特征：他们作为青年知识者，时值民族积弱转型关头，胸有大志而报国无门，满怀理想却屡遭困厄，渴望**却反被歧视。精神上的高贵自珍与现实生活中的贫困潦倒，在人物身上凝结成郁闷、彷徨和焦虑的情绪。五四时期，郁达夫有意把笔触集中于具有留学背景的青年知识者身上，借个人遭际写时代苦闷，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在展示青春苦闷的艺术过程中，作者以“自我写实”方式，大胆涉及青春苦闷中的性压抑及心理变态。郁达夫作品中的这些“惊世骇俗”的性描写明显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性与道德对立观念的冲击，以鲜明的现代意识把“性”作为“爱”的一个重要方面予以表现与重视。同时，作品展示的性压抑，也从一个侧面应和了五四启蒙思潮中以新道德置换旧道德的历史期待，以“青春苦闷”寓示了“时代压抑”。
进入30年代，郁达夫小说在“理与欲”的冲突中进一步突出了现代知识者的道德自省与诗意追求。他对“情”与“欲”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沉沦》中的“他”对爱的追求背后有着强烈的欲的冲动的话，那么，《迟桂花》中“老郁”面对新寡的“迟桂花”，则收获的是男女心灵相互激**的完满感受、对美的发现与惊叹和对纯情朴素生活的渴望。
“零余者”是郁达夫众多小说主人公的身份特性。在前期创作中，孤独无助的生存方式、由“情”到“欲”的痛苦追求、理想定位与现实境遇的反差等，既是人物“零余性”生成的环境因素，又是展示人物精神世界的角度。到了后期如《过去》《她是一个弱女子》《迟桂花》等作品，人物的“零余性”更多源自主人公与黑暗社会的有意疏离。主人公的人生选择表现在“情”与“爱”方面，更强调灵性与诗意，这些也表明郁达夫精神世界与传统士大夫人性情趣的某些相同之处。主人公的有意边缘化和对“情”与“爱”的纯粹膜拜，都反映了郁达夫小说创作理念在30年代的转变。
二、郁达夫小说的“自传性”其次体现在“自我真实”、“主观抒情”与“情绪结构”等方面。
“自我真实”、“主观抒情”与“情绪结构”，既是郁达夫小说“自叙体”色彩呈现的几个方面，也是理解郁达夫小说艺术价值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