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自五四开始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文艺大众化”一直是作家们追求的重要目标。这是因为，文学在近代以来危机日重、救亡图强的现实中被赋予重要使命，文学的作用被大大提升。要求文学能够利用自身形象生动、传播广泛的优势，发挥振奋民心、改良生活、传播新知、反思传统的特殊作用，参与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何以才能真正实现“文艺大众化”？五四后一代代作家们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实践，但效果并不明显。新文学运动中诞生的“白话文学”，虽然在内容上汇聚了西方近代以来许多新的文化科学观念，但文学描绘的生活形态和所形成的“欧化体”话语方式与一般大众有很大隔膜。看不懂（亦听不懂）、不愿读成了一般民众对待新文学的基本态度。这成为新文学必须面对却长期难以解决的难题。赵树理的创作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重视。
赵树理（1906—1970）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他十分熟悉民间文艺的各种形式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偏好。他在对新文学与民间文艺的对比中，深感新文学受冷落的处境以及“欧化体”文学的弊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学习文学创作时就有意识地探索文艺大众化的写作路子。据研究所知，赵树理在成名作《小二黑结婚》问世之前，就曾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包括中长篇小说在内的二三十万字的通俗有趣的作品。所以，赵树理在40年代能够连续推出极具新颖性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并不是突发奇想的偶然。
要实现文艺大众化，简言之，一是要写大众的真实生活、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二是要用大众熟悉并喜欢的艺术形式。文艺大众化就是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简洁明畅、雅俗共赏。赵树理的小说可以看做新文学“文艺大众化”的成功范例。
“雅”应指作品主题的严正和故事意味的淳厚，而“俗”则更多地要考虑作品趣味的活泼性、故事叙述的简明性以及思维方式的民间习惯等。大众化并不是通俗化，然而“通俗”却是大众化的必有之义。赵树理作品雅俗共赏的大众化效果，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实现的：
一、大众生活的写实描绘。真实地反映生活，对许多作家而言并不是容易做到的。赵树理小说的真实性，首先是“朴素的真实”。他的小说几乎都是自己“据实所见”的艺术加工，既没有凭空臆想的虚构，也不做毫无现实生活根据的拔高升华，尽力写出生活本来的样子和生活规则制约下的走向。其次是平淡无奇的纠葛。平淡是生活的基调，生活的“渐变”多于“突变”。赵树理小说中的矛盾冲突基本上都与大众生活中日常需求相关联，婚丧嫁娶、儿女情长、吃喝用行、邻里纠葛等是他描写的重心。比如《小二黑结婚》，它取材于赵树理下乡做调查研究时获知的一个真实的悲剧事件。赵树理意识到造成这一悲剧的现实因素具有普遍性，恋爱一方的死亡属于生活的“突变”与特殊，然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却在民间已经习以为常、平淡无奇——这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和男女授受不亲以及民间关于男女**的习惯认定和思维方式，权力者正是利用了这些大众流行观念，假公济私制造悲剧。赵树理要在《小二黑结婚》中把这一切加以“故事化”，让青年男女的恋爱过程与家庭的日常生活、父母的精神世界、乡村的善恶美丑、时代的情势变迁关联在一起，借助于男女恋爱引发的日常生活冲突与解决，表现时代变迁的真实情景。《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村斗争，并没有权势者与受压迫者之间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对立场面，而更多地表现为看不见的心计比试、暗地里的谋略较量和波澜不惊的时势更易。农村斗争中正与邪的反复较量，并没有走向尖锐化、极端化，而是表现为日常化的事实和平缓相争的平淡状态。闫家山“主人”的更易，在李有才的两段“板话”中得以轻松地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