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小说中不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蒙昧的下层民众，也指向了启蒙知识分子自身。鲁迅超乎寻常的清醒，不仅在于他深刻地揭出了普通国民灵魂的病苦，还在于他从不把自身所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置于理性审视之外，敢于曝光这一群体身上的历史重负及精神困境。在《狂人日记》中，狂人不仅发现周围人群目露凶相、心怀鬼胎，结成一张吃人大网，同时发现自己也充当了吃人者的角色。“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强烈反对吃人的狂人竟然也曾参与吃人，这说明，先觉者未必没有被封建意识所浸染侵蚀，他们与落后民众在传统观念的承袭上，多少存在相似之处。只要有合适的契机，旧观念就会死灰复燃，消磨乃至腐蚀新式知识分子的意志。《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曾经是个踔厉风发的青年，“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但是后来变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靠教学生“子曰诗云”度日，其人生轨迹就像苍蝇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他的革新热情之所以大大衰减，部分是因为遇到了很大的社会阻力，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思想没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所热衷的两件无聊的生活琐事：为弟弟迁葬、给邻居阿顺送花，均是为了宽慰母亲，做个孝顺的好儿子。小说通过剖开吕纬甫由奋发到颓唐的心路历程，揭发了知识分子在通向现代的途中难以挣脱旧观念的精神暗疾。
与吕纬甫相比，魏连殳（《孤独者》）这个“新党”对理想虽然更加执着，与黑暗社会斗争的意志也更加顽强，但最终的结果依然是沦落。只要世上有一个人“愿意他活着”，魏连殳就有前行的勇气和毅力，“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然而当“愿意我活下去的人”“被敌人诱杀”以后，他便失去了与黑暗现实作战的心理支柱。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中，他带着玩世不恭的心态做出妥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躬行先前所反对的一切”。然而此时他的灵魂却因丧失信仰而无法安宁，最终还是在精神危机中郁郁病亡。想做不断前冲的斗士，却不能单身鏖战；想退而求安，又经不住良知的拷问；能够扛住物质生存的艰难困苦，却无法抵御情感世界的空漠荒凉；最后走向自我毁灭，虽不无抗议与报复的意味，但对黑暗社会终究毫发无损。说到底，魏连殳的灵魂深处依然是软弱的，他与吕纬甫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不是能够战胜自身性格缺陷、直面惨淡人生的“真的猛士”。
“梦醒以后无路可走”，是鲁迅对先觉者困厄人生和精神困境的总结。先觉者感到“无路可走”，既是因为社会太过黑暗不易改良，旧观念深入人心难以革除，也是因为五四知识分子大多缺乏“韧战”的勇毅与耐力。他们在新文化运动高涨之时，能够意气风发挺身而出，而在落潮以后则经不住复杂现实的消磨纷纷溃退沦亡。如果说鲁迅在下层民众以及旧式知识分子身上看到新理念的生成之艰难，那么在五四新式知识分子身上，则看到了新理念贯彻落实之不易。在《伤逝》中，子君在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敢于蔑视旧俗，自作主张，与涓生未婚同居。但在成立家庭以后，精神生活却在操持家常事务中逐渐萎靡。至于涓生，在“读遍子君的身体与灵魂”之后，很快对子君萌生厌倦之意，失业所导致的经济窘困，加剧了他把子君视为负担和拖累的看法。他提出分手之后，子君只好回到父母那里黯然而终。“爱情需要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否则即使是自主婚恋也会变质、破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个人的解放依赖于社会的解放，也取决于个人能否战胜人性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