瞩目国民悲剧、挖掘国民灵魂暗疾并透视其中成因，形成了鲁迅对待国民的双重态度，即“怒其不争”与“哀其不幸”。鲁迅既为国民的不幸命运感到深切的悲哀，又冷峻地审视他们的各种缺点，对他们未能觉醒与抗争愤怒不已。鲁迅小说笔下的中国下层民众，几乎都承载了这种相反相成的主体态度。在《阿Q正传》中，鲁迅以现代理性的立场，揭发了阿Q身上的精神病象，给予挖苦、讥讽和针砭，又以人道主义情怀，对他所遭受的屈辱境遇予以无声怜悯。其他人物形象，诸如孔乙己、闰土、陈士成、祥林嫂等，对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物命运遭际的书写，也都透露出鲁迅爱恨交织的复杂心理。鲁迅之所以“怒其不争”，乃是因为国民的不幸命运与他们的各种性格弱点密切相关。这些性格弱点本来可以发挥主观意志加以克服和摆脱，毕竟个人虽然受到环境的极大制约，但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存在，可以觉醒和抗争。之所以“哀其不幸”，是由于鲁迅发现下层人物的灵魂中有阴影也有光亮。孔乙己虽然执迷不悟，迂腐可笑，很爱面子，还沾染了好逸恶劳、小偷小摸的恶习，但他也不乏可爱之处，喜欢和小孩子亲近，很少拖欠酒钱，就是证明。少年闰土天真纯朴，聪敏勤快，充满活力，体现出乡村少年所特有的淳朴与美好，即使人到中年，“苦得像一个木偶人”，头脑迷信守旧，也依然葆有乡下人的忠厚老实。祥林嫂观念老旧，笃信神鬼，但其实是一个勤劳质朴、富有爱心的乡下妇女。秉性善良的弱者落得境况凄凉、不得善终的下场，普通人对此尚且难免心生哀感，何况鲁迅是一个深受五四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影响的人。鲁迅“哀其不幸”的更重要缘由，在于他发现在下层群体的沦落和罹难中，政治窳败、社会黑暗、文化腐朽、人情淡漠等客观因素难辞其咎，下层民众可以说是黑暗中国的受害者和牺牲品。这种对待下层民众的双重主体态度，反映出鲁迅小说创作兼具全面性与深刻性的思想张力，也是其超越一般揭示底层社会病象小说的重要因素。
国民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不仅体现于国民身处其间不知其害，还在于国民对于想解除他们封建思想的先觉者的敌视。在《狂人日记》中，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觉者与蒙昧落后的普通民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显然，狂人是一位先知先觉者。他从面临迫害的切身感受出发，敏锐地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参与“吃人”，或者被吃，他渴望他们能够觉醒、自新，使吃人社会土崩瓦解。但是他们根本不能理解狂人，只是一味把他视为胡言乱语的疯子。狂人越是向他们宣说新思想，他们越是认为他病情严重。狂人的遭遇表明，先觉者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巨大隔膜，后者对前者的启蒙、教导无动于衷，双方无法同声相应，甚至形成对立。在先觉者看来，民众积习太深，因循守旧，麻木不仁，令其深感失望、悲哀和愤怒。而在民众眼里，先觉者趋新逐异、离经叛道，非我族类，因而本能地疏远乃至敌视他们。在《呐喊》与《彷徨》的另一些小说中，启蒙者与民众的对立关系，也得到或隐或显的反映。《药》中先驱者夏瑜为革命断头所洒的血，不仅没能感召民众，赢得敬仰，反而被华老栓当做药方，救治他儿子的肺病。先驱者舍身为民，民众却毫不会意领情，甚至视其为活该被杀的乱臣贼子。《示众》着意写“看客”争先恐后，以猎奇的心态欣赏“囚犯”游街示众，正隐喻着庸众对启蒙者的特有态度。《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被同族人视为“吃洋教”的“新党”，“向来不讲什么道理”，他的大半生就是在这样的冷眼、误解和敌视中度过。唯一的亲人祖母死后，他彻底沦为灵魂与生存相分裂的孤家寡人。他像一匹狼在旷野里发出惨伤、愤怒和悲哀的嗥叫。这种孤独的心态，部分就是由启蒙者不为民众理解和接纳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