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趣味性。趣味性保证了知识言说和思想表达的艺术魅力，也是秦牧散文在“十七年”时期影响深广的重要因素。秦牧散文中知识状态的旨归就是保证散文言说的趣味，以此来打动人、吸引人。正如杨朔的“精致”和刘白羽的“**”，秦牧的“趣味”是他散文情感结构的核心。趣味性在秦牧散文中，首先表现在语言风格上。秦牧反对散文跑野马，而追求简洁精粹。这出于他杂文写作的习惯，在短小的文章中力求简洁优美，反对任何的败笔冗笔，这也是散文诗化创作思潮在杂文和小品文中的体现。为了使思想表达更明确，秦牧常使用偶句，选择富有生命力的古语、口语，用以体情状物。如在《社稷坛抒情》一文中，秦牧在吟咏屈原的《悲回风》和《天问》时，并不直接引用原诗，而是引自郭沫若的译诗。这种在文中引用白话译诗而非原诗的做法，在秦牧散文中比较常见，由此保证了文章的明白晓畅，读来没有隔膜障碍。读秦牧散文，还经常会感受到由丰富的词汇、铿锵的音节、色彩鲜明的描绘和精彩的叠句等构建起来的斐然文采。面对社稷坛，他认为像这样能够诱发中国人思古幽情的去处可真多：“你可以到泰山去观日出，在八达岭长城顶看日落。可以在西湖**画舫，到南京鸡鸣寺听钟声。可以在华北平原跑马，在戈壁滩骑骆驼。可以访寻古代宫殿遗迹，听一听燕子的呢喃，或者到南方的海神庙旁看浪涛拍岸……”在“十七年”时期，秦牧是少数几个能够专注抒发此种闲情雅致的散文家。同时，他善用譬喻，用以加深对事物的写照，使人感受强烈。在《社稷坛抒情》里，作者对人类智慧和人类文明的比照喟叹不已：“每一个人在人类智慧的长河旁边，都不过像一只饮河的鼹鼠。在知识的大森林里面，都不过像一只栖于一枝的鹪鹩。”这种生命体验和感觉，十分生动。轻松的笔调、诚挚可亲的文风和对语言的灵动驾驭能力，使他的散文趣味盎然。其次，趣味性还来自秦牧自觉的读者意识。秦牧认为，散文不仅要承担表现时代的使命，还要有给人愉悦的功能。人们之所以遣兴阅读文学作品，正是在于文学作品本身的魅力和情趣。如果思想正确，但缺乏艺术力量和文学情趣，就让人读了觉得没有味道。他站在读者的角度换位思考，认为文学需要有“文娱性”，读来令人有“山**上，应接不暇”的感受，强烈的新鲜感、优美的文采吸引人一路阅读下去，在字里行间不断地让人看到生活、智慧和艺术的闪光，从而保证读者在工作之余享受饶有情趣的文化生活。[4]再者，秦牧注重散文中个人风格的表现。他认为散文写作不应回避表现自己。因而，在秦牧的散文中常能看到不落俗套的细微观察，即使在表现重大的时代主题时也别有见地。散文集《花城》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如在《星下》一文中，作者并不避讳写个人的某种微妙感情：“在星空下，一个人往往会想起许多在白昼里很少想到的事，微醉似地陷入一种思想感情象天马行空般的境界。不管是在孩提时代跟随老人在豆棚瓜架下听星宿故事，或者长成以后在海滩、旷野上散步，望着星群，总是容易跑进那样的境界里去的。”又比如在《海滩拾贝》一文中，“当你拾着贝壳，在那辽阔的海滩上留下两行转眼消失的脚印时，我想，每个肯多想一想的人都会感到个人的渺小”，这样个人化感受的表达，让人看到现代散文的影子。
将伟大寓于平凡之中，在知识的絮说中将“崇高”的思想说得有趣、深入人心，这就是秦牧散文趣味性的价值所在。秦牧对“十七年”散文的贡献，既回应了时代的期待，又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他利用杂文、小品文和艺术随笔等所进行的艺术知识的普及，给单调的时代注入了清新与灵动。
“十七年”时期，杂文的创作也具有一定的规模，主要出现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和1961年至1962年下半年这两个时期。“三家村札记”（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在《前线》杂志的专栏文章），体现了“十七年”杂文创作在“夹缝”中的困境与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