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过分模式化使诗化散文走向僵滞。“杨朔模式”出现伊始，确实给在困境中发展的“十七年”散文带来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在对主题和结构的理性安排上，对古典文章笔法的运用以及设置“文眼”、追求情感的哲理化表达等方面，都对年轻的散文创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随着“杨朔模式”不断地复制和自我繁殖，使得这种情致的散文表达沦为公式和模式，陷入艺术的惰性。在“十七年”后期，由于“左倾”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散文的诗化现象呈现出崇高化与纯粹化倾向，越来越僵化、虚浮。杨朔所开创的诗化散文渐渐成为一种丰富的简单。其实，这种模式化的背后，凸显的是“十七年”时期知识分子话语的过度萎缩。如何在散文这种自由性极大的文体中寻找到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平衡，是摆在当时散文创作者面前的难题。诗化散文暂时满足了时代对于散文的强大命意，同时也满足了知识分子对审美趣味的隐在坚持。散文的“诗化”，不仅是一种审美风尚，也是知识话语寻求自我平衡和改变的庇护之所。
虽然杨朔诗化散文及其“杨朔模式”最终僵化、失败，但是这种诗化散文的兴盛与发展，代表了“十七年”时期散文家在创作上的积极探索和突破。同时，诗化散文的创作还引起广泛的散文理论批评与讨论，对当代散文文体的建构具有一定贡献。
刘白羽（1916—2005）从30年代起就开始散文创作，早期散文风格多忧郁缠绵的情调，但也有部分作品充满慷慨悲歌的浪漫主义气质，这些特征一直延续到其当代的散文创作中。在“十七年”时期，刘白羽的散文创作总体呈现出雄浑壮阔的气势，充满革命的**与崇高感。在普遍崇尚将散文当诗来写并努力创造散文意境的写作年代，刘白羽的散文自然也带有诗化散文的时代印记。但是，从他创作的《平明小札》《冬日草》等篇目中，可见得他当时略显不同的“对新的美的探索”。这些探索使他的散文呈现了如下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