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引人入胜，继而卒章显志，终篇发人深省，所以他的作品容易被模仿；其次，散文征字选词上追求凝练、优美和生动。杨朔的散文语言可算白话文的典范，没有多余芜杂的表述。在文字安排上，错落有致，长短句相间，风格较为纯雅。比较《荔枝蜜》和杨朔早期散文《木棉花》，仅从语言词句上分析，会发现后者用词激进，如“可怕的蒸笼”、“冲动的表情”等，文风激烈，句法结构复杂，充满青春意气，阅读冲击感强烈。但60年代以后的散文，却有着明显的内敛和克制，多了沉稳从容之感。显然经过反复的斟酌，读来较为沉闷，开阔感不足。在文辞斟酌上精心打磨所追求的耐人寻味的“古典化”，有时也不免流于矫情。精巧的情思表达在“十七年”时期能够得到允许，很大程度上源于杨朔对于主题炼意上的另一种“精致”。他能够在对日常事物的言说中巧妙地提炼出时代精神的元素，并将其纳入到集体大合唱的抒情氛围之中。再以《荔枝蜜》为例，歌颂劳动奉献精神的作品在当时多如牛毛，不过多数情感高亢但失之粗率。真正像杨朔这样“动情”的散文很少。杨朔通过艺术的笔法节制了粗放的情感，即使在表达某种富有政治寓意的思想时，也多借用象征或暗喻的手法——就像对于劳动人民的情感认同，用一句“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来表达，轻盈灵动中含有意味的质感，精致巧妙，而非口号般直白。当然，这种提炼具有时代局限性，因其只关注到光明的一面而失其深刻性。
二、日常生活的升华与时代意象的创造。杨朔散文中蕴含着许多的意象或形象，如蜜蜂、雪浪花、促织、老泰山、月光等，这些意象看似稀松平常，但都被一一赋予深意。杨朔善于通过某个生活场景，或是某个劳动者形象，抑或一个微小的物象和景象，“从一些东鳞西爪的侧影中，烘托出当前人类历史的特征”[2]。这种写作旨趣，使得他的散文在面对日常生活时，不再如“五四”散文一样停留在对事物恣意把玩中来彰显主体的闲情雅致。例如《雪浪花》中，“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这种对季候和景物的日常体验，是散文家的基本素养。如果二三十年代的作家接着往下写，会是一篇闲雅散漫的优美小品。但杨朔意不在此，海边闲坐，视线却在不断地聚焦：先是几个年轻的姑娘好奇礁石形状形成的原因，接着镜头一换，“是叫浪花咬的”，人未到声先到，老泰山出现了。接下来的主线就是围绕着老泰山，通过对话展开。拉家常式的对话，不经意间就把普通劳动者老泰山的光辉形象塑造完成。最后，镜头拉远，浪花再次出现，而作者的情感已经蕴蓄到最高点，“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此时，不论是“雪浪花”还是“老泰山”都已经成为精神的象征，凝定为时代的典型意象。杨朔的散文常写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但他更关注的是平凡事物和人物背后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姿态，并将其上升至时代意识形态规范下的道德伦理高度，将他们打造成充满革命气息的时代意象。因此，在杨朔看似丰富的散文言说中，所抒发的情感却大同小异，不外乎对祖国美好河山的歌颂、对勤劳朴素的劳动者的赞美和对革命斗争的美好想象等。这种刻意的庄严感反而流于空洞，过分地拔高升华、曲以致深却让平常事物失去了“真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