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于文化的再解读。与以往我们在散文或杂文作品中所看到的议论有所不同，余秋雨借散文对于文化现象、地理风物的理解，是一种独特性鲜明的个人化的解读。他笔下的三峡，引人关注的不是它的奇险，也不是惊涛拍岸的雄壮，更非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与传说的瑰丽，他当然更无意于像刘白羽《长江三日》那样，去有意找寻奔腾澎湃的江流与“革命历史”之间的隐喻关联，他所看到和悟到的是“人文三峡”——李白独自一人“朝辞白帝”的飘逸与潇然、舒婷在神女峰下所抒发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柔美之情。三峡身旁的王昭君、屈原、“托孤”的刘备等，一同成为“人文三峡”的重要符号。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的再解读是与他对于中国文化历史中一些现象的价值再现紧密连在一起，《风雨天一阁》《都江堰》可谓代表。当作者把“天一阁”视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时，引发作者敬钦仰慕之情的，是“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的惊天价值与极端的传奇性。“天一阁”何以能够如此？全仰赖其创始人范钦。范钦正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基于文化良知”而具有“健全文化人格”和“超越”意志力的“智者”！“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期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遥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群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鉴于这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而这个人就是范钦。作品对范氏家族数百年历尽艰难困苦保护文化的历史传奇的书写，不仅推出了范钦及其范氏后代的雄奇不凡的人格，也重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的艰难与传奇。都江堰和李冰，已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常识内容，而余秋雨却第一次把“都江堰”看做“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与濡养。”“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的近一些，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而这个工程的创造者李冰，也仅仅只是一个郡守。“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到最澄澈的人类学思考。他没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想。”作者在对都江堰意义与价值的重释中托出了活生生的李冰——一个人神兼具、平适可亲的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