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思考呈现出多侧面和多维度。《道士塔》中作者通过王道士、官员和外国人面对国宝“经卷”的态度与处理方式，既呈现了王道士的无知与愚昧和中国封建时代官场的腐败与官员的昏庸，同时把中外文化观念予以了比较，给人以多方面启发。《柳侯祠》《洞庭一角》等篇什里作者所发现的“贬官文化”，作者并未从否定或批判的角度着眼，而是从中悟出了贬官在文化传播与文明建构方面的价值与意义。在被发配的岁月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构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时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致全然黯暗。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柳侯祠》）在《三峡》《庐山》《寂寞天柱山》等作品里，作者所倾心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与山水河川之间物我两融、天人合一的神奇境界。“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潜隐处，不如说是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文化艺术家纷至沓来，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与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庐山》）诚然，余秋雨对于文化的思考也不乏质疑与批判，而且是“发现”中的批判和“批判”中的“发现”。看西湖，他认为“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这里有奇异的“俗”——“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寂苦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西湖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即使是“野泼泼的”的名妓苏小小也以“另一种人格结构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来到这里的白居易、苏东坡也只是“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丢失的却是他们作为那个时代“巅峰和精英”的文化良心的作用；“梅妻鹤子”的林和靖，只是“把隐士真正做地道、做漂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与“狡黠”就只能变现为“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做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的孤山”。而与之形成“奇特对峙”的苏小小，则可以看做“梦”与“美”的“圣符”。作者认为，苏小小“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生命”，而传说中既妖又仙的白娘子，“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她找到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委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严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间的悲剧。”（《西湖》）《贵池傩》中描述了作者看完乡村的傩祭傩戏之后所陷入的困惑。“山村，一个个山村，重新延续起傩祭傩戏，这该算是一件什么样的事端？……文化，文化！难道为了文化学者们的考察兴趣，就让他们长久地如此跳腾？”“我们，相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鲁莽，在这里才找到了摆脱的起点？要是这样，我们还要走一段多么可怕的长程。傩祭傩戏中确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是，这种追索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苏东坡突围》里，一批“品格低劣的文人”：舒亶、李定、王圭、李宜之乃至大名鼎鼎的沈括，用“可耻的围攻”酿成了“乌台诗案”，最终使苏东坡贬谪黄州。《历史的暗角》里的费无忌，“见不得美好”又“见不得权力”，“办事效率高”又“不怕麻烦”，在“博取同情”的同时，又绝“不会放过被伤害者”，他“用谣言制造气氛”却又“最终控制不了局势”。入木三分的刻画，使我们看到小人心理不仅损害个人也损害民族。作为对立的两种文化人格——君子和小人，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呈现出强烈的对峙性。作者在这些以往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所涌起的强烈的感兴，既睿智又深刻，启人心智，意味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