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样板戏”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也贯穿了鲜明的阶级意识。阶级性是角色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特征，角色在剧中的主次秩序完全根据“三突出”原则预设的人物等级模式所决定。其实所谓“三突出”强调的只有一个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形象。“革命样板戏”以塑造高大丰满、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首要任务，烘托出的英雄典型无一不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崇高的内心世界，且作为代表正义力量的一方永远在舞台上占据主导性地位。关于英雄人物的塑造，自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开始，实现“工农兵英雄人物占据舞台”就一直是戏剧革命的重要任务。发展到“文革”时期，“根本任务”[19]的确立使塑造“高大全”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成为戏剧表现的唯一合法对象，塑造英雄人物的目的是对人民进行革命思想路线的教育。而能够承担起国家意识形态宣教功能的英雄人物，必须是“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是“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和崇高品德”的化身。这种语境下，艺术家如何塑造英雄人物不单纯是艺术处理的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拥护、执行，还是反对、抗拒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问题”，甚至是“区别无产阶级文艺家和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分水岭”。极“左”的思想路线必然规约着其时文艺对英雄人物的想象。《红灯记》创编者就在对原作人物形象的修改中，摸索出一条符合政治意图的创作原则：首先根据“为无产阶级英雄立传”、“创造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的典型”的目标，确立李玉和在全剧中的绝对中心地位；继而在艺术安排上，凡无助于突出李玉和的，不论在艺术上有多大魅力，一律舍弃不用，凡是有助于突出李玉和的，就是一个细节也不轻易放过。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沪剧《红灯记》和影片《自有后来人》中的李玉和爱抽烟、好喝几口酒、爱和女儿开玩笑的生活细节被认为“有损英雄形象”而删去；李奶奶讲述革命家史中有一句“李玉和救孤儿东奔西藏”，“藏”字也被认为有损英雄形象而改成“为革命东奔西忙”；原来因剧场效果不佳而删去的“粥棚脱险”一场戏，因为能够展示李玉和与劳苦群众同甘苦的情景，能表现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勇敢机智而予以恢复；“刑场斗争”中不顾戏“温”为李玉和增加了大段唱腔大抒革命豪情，而当时从艺术角度对这场戏提出批评的人都遭到了严厉批判。为了突出主要英雄形象，凸显革命教育意义，“样板戏”改动中是不惜以牺牲戏剧性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样板戏”剧情的设置并不是从有“戏”无“戏”、有“情”无“情”出发，而是看是否有利于拔高英雄人物形象，是否有利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传达。“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通过这种舍“戏”保“道”的原则，在不断的纯化中走向高大完美，最终成为典型的政治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