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样板戏”是“文革”时期对一些舞台艺术作品的特殊称谓，最早的“样板戏”是指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八部作品，其后出现的一些舞台艺术作品如《龙江颂》《平原作战》、芭蕾舞剧《红嫂》等也被列入其中。作为“文革”时期“政治化”审美的代表，“革命样板戏”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艺术理念和美学追求。
“革命样板戏”及其类属的大部分作品，都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现代京剧”的创演活动以及连续进行的“戏改”运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1950年，为了推动戏曲改革，成立了“中央戏曲改进委员会”，戏曲领域中以“改制”、“改人”、“改戏”为主要目标的戏曲改革运动持续深入开展。50年代末在“以现代剧目为纲”的号召下，全国掀起创演现代戏的风潮。60年代初，毛泽东在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戏剧部门“社会主义改造”情况表示出强烈不满，更加速了戏剧革命的步伐，激进文艺观念在这一时期所提倡的现代戏里已初露端倪。1964年，北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集中展示了革命现代京剧的成果，“样板戏”的剧目雏形大多由此产生。[18]究其源头，又可追溯到延安时期的评剧改革。因此，“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现象，实际上是自延安评剧改革至“十七年”、“戏改”运动背景下戏剧革命化的自然延续。指导“样板戏”创作的“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两结合”等文艺观念，也是早在“文革”之前就成为创作定势的“左翼”文艺观念极端推进的结果，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价值观在共和国时期文艺创作中的持续贯彻。
在被树为“样板”的戏剧作品中，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无论在艺术成就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都位居前茅，其“样板化”过程也是当时激进文艺观逐步落实于戏剧的一个典型缩影。《红灯记》讲述的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代围绕密电码的争夺与日寇顽强斗争、前仆后继完成任务的故事：共产党员李玉和以铁路工人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一次传送“密电码”任务时，由于叛徒王连举的出卖，与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先后被捕。三人与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展开斗争，后李玉和与李奶奶英勇牺牲，铁梅继承父亲革命遗志，在群众帮助下将密电码送到抗日游击队员手中。该剧改编自沪剧《红灯记》（沪剧又改编自沈默君的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由中国京剧院编剧翁偶虹执笔写出初稿，总导演阿甲在初稿基础上修改写出第二稿，后来作为“政治任务”又经过数次改造，于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上演出，引起轰动。1970年投拍电影前又经过几番删改，以1970年5月演出本为定本确定下来。与《红灯记》一样，《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目也同样经历了反复改造不断升华的“样板化”历程。“样板化”过程中的改造，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的升华和英雄人物形象的纯化方面，通过消解原作中存在的“人情人性”等世俗化内容，进一步凸显党性和阶级性，以期达到完全实现审美“政治化”的目的。“阶级性”是“革命样板戏”及其类属作品极为鲜明的重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