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第三代诗”或“实验诗”，是继“朦胧诗”后出现的又一股新的诗歌潮流。其主要代表诗人有韩东、于坚、翟永明、徐敬亚、默默、多多、万夏、杨黎、李亚伟、马松、杨克等。他们的诗歌理论新异而驳杂，流派、团体不断涌现。为了超越“朦胧诗”的诗歌范式，他们极力推崇反崇高、反优雅、反文化和反语言等诗歌理论，主张诗以平民化的视角、粗鄙的意象、客观冷静的抒情姿态、口语化和粗俗化的语言以及愤世嫉俗的反讽修辞，呈现庸常生活中人内心的孤独感、焦灼感、荒诞感与失落感。
1982年之后，虽说“朦胧诗”的论争仍在继续，但“朦胧诗”的创作潮流已渐趋衰退，而且当时许多“朦胧诗”诗作仅仅是对北岛和顾城诗歌的简单模仿和复制，不但诗歌里充斥着伪饰的情感，而且形式上也缺少持续革新的努力。另外，“朦胧诗”一方面出现了被过早“经典化”的迹象；另一方面也遭遇了自我突破的困境，这些现象引起了一批60年代出生的青年诗人的不满和担忧，于是他们对诗歌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叛”和“超越”行动。
1982年一些诗人提出“打倒北岛”口号后，他们开始有意颠覆“朦胧诗”所形成的诗歌书写模式，创作一种有别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这些诗歌在诗学理念和艺术形态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84年以后，“新生代诗歌”创作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具体表现在当时出现了大量带有实验性的诗歌社团和各种自办（自印）的诗刊、诗报和诗集，同时还出现了许多由诗人的“结社”写作方式而形成的社团和诗群体，这些社团（诗群）主要有南京的“他们文学社”，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新传统主义”、“非非主义”和“莽汉主义”等。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并介绍了60余家“诗派”，这些“诗派”由100多位“后崛起”诗人组成。如此众多的“诗派”和“社团”，有效地推动了“新生代”诗歌的崛起。
“他们文学社”因《他们》期刊而得名，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翟永明和吕德安等人。虽说《他们》中作者审美趣味不尽相同，但他们的诗歌有共同的诗学主张，即回到诗歌本身、追求个体的生命体验，重视诗歌中日常生活的还原和日常口语的运用。韩东甚至提出了引起争议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诗歌观念。
“海上诗群”于1984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默默、刘漫流、陈东东、王寅和陆忆敏等人。他们的诗力图呈现个体生命与都市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揭示现代大都市背后人的生存孤独感、荒诞感和“无根”的漂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焦虑，同时他们的诗歌充满“怀旧”气息。
“莽汉主义”是四川的万夏、胡冬和李亚伟等人组成的诗歌群，他们以绝对“通俗易懂”和随意性的口语，以一种嘲讽的、**不羁的口吻和“反文化”的姿态，摧毁和消解“优美”与“崇高”的美学意义，他们的诗作表现出明显的“解构”性。
“新生代诗歌”具有较为鲜明的美学特质。首先，消解“文化”、消解“崇高”和解构传统。实际上，“朦胧诗”崛起之后，诗与现实政治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依然受到重视和强调，许多“非诗”的元素仍制约着诗歌的发展。“新生代”诗人认为，人类生存在各种文化网络中，人已被诸多文化形式所围困和异化，人和世界也失去了原有的“本真”状态。于是，他们提出了诗歌的“归真返璞”（“他们文学社”）和“前文化还原”（“非非主义”）等诗学主张，努力颠覆诗歌向文化层面提升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