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说
（一）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小说无疑是各种体裁中最为发达的。
“十七年”时期的小说，总体来说是一种革命历史和现实的史诗性叙述，共和国政治的历史认同和合法性诉求，通过小说这种时间性叙述得以很好地展现。革命现实主义在小说创作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培养革命和革命家的“典型环境”，蕴含了历史的必然性；小说一般都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革命英雄人物的成长历程，并最终将这种成长导引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度。
这一时期小说从表现内容看，主要有两种类型。
“革命历史小说”。它主要采取回溯叙述的方式，在想象中演绎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以回答红色革命政权的历史“由来”与合理性问题，此类作品数量众多。主要作家有梁斌、曲波、姚雪垠、欧阳山、吴强、杨沫、峻青、杨益言等。《青春之歌》（杨沫）和《三家巷》（欧阳山）等主要讲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工人知识分子的曲折的成长历程；《红旗谱》（梁斌）则形象化地展示了农民朱老忠从复仇农民成长为革命者的蜕变；《黎明的河边》（峻青）、《林海雪原》（曲波）、《红日》（吴强）和《保卫延安》（杜鹏程）等则以真实的国共战争历史为背景描绘了正面战场或剿匪的战斗图景；《红岩》（罗广斌、杨益言）、《野火春风斗古城》（刘知侠）则以革命者地下斗争的惊险故事，张扬理想情怀；而《苦菜花》《报春花》《迎春花》（冯德英）、《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敌后武工队》（冯志）、《铁道游击队》（刘知侠）和《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等则大都讲述共产党游击队的抗日反奸的故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后改名为《茫茫的草原》）、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陆地的《美丽的南方》、乌兰巴干的《草原烽火》、李根全的《老虎崖》等作品，有意识地表现少数民族如蒙古族、彝族、壮族、朝鲜族等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坎坷历程，成为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由于这些小说叙事对象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在革命斗争的主线中融进了民族的、宗教的和风俗的等等因素，更显出丰富与多彩。这些小说主要叙述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塑造革命的英雄人物，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崇高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其主要特征。其中，《青春之歌》因为涉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在茫茫的草原上》也引发了关于如何正确地认识与描写民族之间尤其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话题。
“农村小说”。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为故事演绎的背景，表现中国农民在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还是走小农经济的老路之间的选择。主要的作家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浩然的《艳阳天》（第一部）等。这些小说的着力点在于叙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但多数形象比较平面化，其中李双双、梁生宝等较有特色。这些小说同时也塑造了众多的“中间人物”形象，这些形象虽然在政治上被定为“落后人物”，但由于这些人物的性格内涵丰富，行为语言等带有夸张性的幽默感，其形象呈现出的生动性更为读者所欢迎。及至60年代，政治生活中的阶级斗争意识日益膨胀，文学叙事中的“两条道路”斗争逐渐演变为“两个阶级”的斗争，而作品中的三类人（即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则逐步演变为两类人（“我们”和阶级敌人）。这种变化在浩然的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