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40年代，武侠小说又形成南北两派，北派的成就要远远高于南派，代表作家是王度庐，他写出了近现代以来真正的侠情悲剧小说“鹤—铁”系列（《卧虎藏龙》《铁骑银瓶》《宝剑金钗》《鹤惊昆仑》《紫电青霜》等），并使之更具备语言艺术的意味。还珠楼主则以超凡的想象力创造神秘奇幻的神仙境界，其小说颇具唐传奇的“神韵”，而郑证因又以“技击”丰富了武侠小说。南派的姚民哀以讲述民国前后帮会的种种关系使武侠小说贴近了生活，开创了独步武侠世界的“会党小说”。
武侠小说负载着中国的文化传统。侠、义、武，既是行动的准则，又是生活的向往。这些小说，既有个人、家族恩怨仇杀的生动描摹，也有关于国家命运、民族气节的深沉思考。侠，是无畏的战士；而义，又赋予其新的进步的内涵。如此种种，说明武侠小说是真正属于中国文化的产物，因为，以“侠”而言，其有超凡脱俗的品质；就“武”而论，又擅长于技击。小说中的武侠英雄又都是理想化和世俗化兼备的，是中华民族关于“超人”的童话，是对男性精神的颂扬与企盼。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陆文化界简单化地处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论争，把通俗小说放到“旧文化”中予以批判和肃清。贯穿着极“左”政治思潮的意识形态，直接利用国家权力不但摧毁了知识分子文化传统，同时也无情地窒息了来自民间的文化传统。表面看来，中国大陆的通俗小说消失了，但是，它却以“寄生”的方式顽强地生存下来，并获得了在特殊语境下的变异性延续，这就是红色经典中的“革命传奇”。如曲波的《林海雪原》、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小说，往往采用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游侠”、“绿林”、“侠义”的艺术结构、道德观念和审美模式，使小说情节传奇化、人物超人化、战斗场景灵活化，从而大大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趣味性。而且在作品中，敌人之所以要被消灭并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而主要是因为他们道德上的恶——即“魔”，英雄总具备超凡的品性、外貌、意志、本领——即“神”，中间掺杂着所有主次人物的血仇——复仇故事或是英雄成长的线索，有时还会有儿女情长的革命爱情。这批小说融入了“英雄、儿女、鬼神”以及“游侠、绿林、侠义”的传统通俗小说因子，呈现出民间传统文化的色彩。
与大陆相比，武侠小说在港台地区则有了新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香港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的门派之争愈演愈烈，遂依武林之旧俗上擂台比赛。比赛之前，香港报刊大做文章，赛后人们余兴未减，依然众口喧腾。当时的《新晚报》总编罗孚遂“忽发奇想”，要他的广西老乡、平时喜欢填词做诗的陈文统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1月20日，以“梁羽生”之名创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至8月初，该部长篇连载完毕。这个恍如急就章形式赶出来的武侠作品立即成为流行小说，《新晚报》因此销量猛增，而《龙虎斗京华》马上成为街谈巷议、人人争读的畅销作品。同时，国外的中文报纸也争相转载，首先是泰国，其后是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最重要的是，在香港吹起了“武侠文学之风”。许多大报马上跟风增加武侠小说，参与写作的人越来越多。一年多之后，金庸终于在罗孚、梁羽生的动员之下初次试水，结果一炮而红。《书剑恩仇录》为他的成名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