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共产党员的
红心呵
是何等的
纯净、透明！……
雷锋
你是多么欢乐呵！
在我们灿烂的阳光里
怎么能不
到处飞起
你朗朗的笑声？
雷锋
在心灵的深处
你有多么强烈的
爱呵
又有多么深刻的
憎！
爱和恨
不可分割
象阴电、阳电一样
相反相成——
在你生命的线路上
闪出
永不熄灭的火花
发出
亿万千卡热能！
显然，雷锋的“高大全”形象的建构与诗人的仰视姿态紧密相关，这种抒情姿态旨在呈现诗人拥抱现实的赤诚之心及对英雄的崇拜心理，它逐渐成为当代颂歌的一种重要的审美原则。
其三，国家“代言人”身份的抒情主体。政治抒情诗的抒情主体不再是思想与个性独立的“个体”，而是国家或阶级的“代言人”。诗歌中的“我”（或“我们”）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战士化身，要么是“人民”、“集体”或“党”的代言人。抒情主体的“集体”定位，既可以使“个体”在融入“集体”过程中获得精神归宿感，同时又可有效锁闭个人话语空间，防止知识分子独特情思与经验的显露。如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中就是以“我们”的身份发出号召的：“同志们！/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不仅用言词/而且用行动/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在我们的祖国中/困难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困难的背后/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显然，诗歌里的号召者已不再是一个极富思想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主体，而是极力融入“集体”里的纯粹“大我”。
其四，富于鼓动性和煽情性的语言。最大限度发挥诗歌的战斗性和鼓动宣传作用是“政治抒情诗”基本价值指向，为此诗歌努力超越有节制、内敛式的、曲折而隐晦的情感抒发方式，而是极力追求一种简洁、明快、豪壮而激越的情感宣泄方式，强化汹涌澎湃的政治**之于读者的感召力。再以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为例，诗歌运用富于鼓动性和煽情性的语言，号召青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勇于“向困难进军”并积极“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骏马/在平地上如飞地奔走/有时却不敢越过/湍急的河流/大雁/在春天爱唱豪迈的进行曲/一到严厉的冬天/歌声里就满含着哀愁/公民们！/你们/在祖国的热烘烘的胸脯上长大/会不会/在困难面前低下了头？/不会的/我信任你们/甚至超过我自己”。诗中“骏马”、“大雁”和“公民们”单独分行，既形成一种比照，有效地凸显他们之间的差异，又给人明快与简洁之感，同时借助设问等修辞手法不仅可启发读者思考，还可能鲜明地展示诗人的观念，从而增强诗歌的感召力。
在诗体形式上，“政治抒情诗”诗人大多借鉴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诗行排列方式，如贺敬之的《十年颂歌》：
东风！
红旗！
朝霞似锦……
大道！
青天！
鲜花如云……
听
马蹄哒哒，
看
车轮滚滚……
这种诗体形式一方面可以增强诗歌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亦有助于提高诗歌“力”的传达与表现。另外，以郭小川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诗人借鉴古代辞赋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辞赋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