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化的启蒙是80年代文学在思想方面的主导倾向，而对于文学自身的审美建构在最初的狂欢之后，迅速成为80年代文学的价值追求。文学在主题和形式方面都充满了探险精神。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探索话剧，都呈现出思潮化涌现的特点。大量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同时出现，以集束形式投入社会，大有让人眼花缭乱的阵势。文学表现都具有主题叙述的特性。“主题的突破”，是那个时代文学的最大特点，而主题主要着眼于新时期政治所给定的两个方面：对于刚刚过去的“文革”历史表达否定性感受，政治上进行否定和反思，传达个人受伤和受难的经验和情绪；而对于未来，则认同改革开放的理想主义的政治文化价值，对政治改革所预约的美好未来表现出惊喜和欢欣鼓舞。文学也基本延续着政治文学的格调，奉行着美丑善恶的道德两极化评判。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艺术思维，这一时期的文学都具有传统性。在所有的这些文学现象中，朦胧诗和探索话剧相较于一般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都要走得更远。现代主义艺术手段，诸如象征和隐喻等都以艺术技巧的面目，被吸收进文学的想象之中。它对历史观察的深度，已经脱离了五六十年代的想象所设定的范围，有的已经进入人性层面。
80年代文学由于其强烈的政治气息，以及单纯的浪漫理想气质和论辩的色彩，使其审美性在时过境迁之后迅速弱化。
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开始对于文学本体的思考和探索。一些作家有意进行着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先锋文学”试验。先锋文学，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具有叛逆精神。形式的叛逆所展现的是精神的多元吸纳。另一些作家则走向民间文化，企图在现实政治内容之外寻求民间文化的创作资源和精神的支持，试图达成文学创新。
消解正统与崇高，是80年代中后期文学的一大潮流。具体表现为，报告文学已然摆脱了最初的乌托邦叙事，开始从社会纪实的层面，展现中国社会的边缘世界及边缘心理。贾鲁生的《中国丐帮大扫描》等作品，用亲历纪实的手法，展现了中国当代乞丐的生存状态。与这种纪实文学同时产生的是新写实小说，以及以戏谑的语调叙述所谓“边缘人”生命状态的王朔的小说。新写实小说采用写实的手法，揭示了中国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细节和生存状态，叙述了他们生活中的琐碎的油盐酱醋茶和酸甜苦辣，从而将“人民文学”时代高大全式的人物还原到现实之中，消解了他们身上的崇高光环。同样具有消解冲动的还有第三代诗歌。它“告别”朦胧诗，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和“口语诗”的口号（韩东），“拒绝隐喻”（于坚），消解深度。
总体而言，启蒙是80年代文学的主题，而文学本体也已经开始觉醒，个性与自我已经在文学的叙述中崭露头角。而在叙事方面，一方面消解着主导政治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则建构着精英知识分子的深度模式。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实验，引导着文学由政治走向文化，由政治工具走向文学本体。但文学转型依然处在新旧交织、中外互渗的不断调适之中。
三、90年代文学的特征
90年代的文学实现了自身的转型，文学呈现出众声喧哗和消费主义的征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90年代文学在总体上呈现着多元的众声喧哗格局。革命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结束，多种创作方法和风尚并现：传统的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主旋律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各行其是；官场文学、女性文学、后现代诗、乡土风俗文学、都市文学你方唱罢我登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并行不悖，而新兴的消费文学更是活力充沛。在众多的文学思潮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成为主流，在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冲击和解构中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形成其新的生命力。具有精英属性的先锋文学形式主义实验发生“转向”，将现实主义融入现代主义叙事，形成两者兼具的“跨界叙事”面貌，并继续着启蒙的历史使命。而在现实主义之中融入了现代主义叙述方式，使得在“十七年”时期产生的政治史诗叙事，被拓展为具有个人色彩的民族历史的文化寓言。
90年代文学呈现着由精英启蒙走向民间世俗生活的趋势。由80年代中后期延及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和第三代诗歌，进一步发挥了它消解深度的优势。文学的风貌发生了变化，由高雅和严肃的诗意书写，正走向对“口语”和世俗庸常生活状态的侧重。
90年代文学创作的私人化倾向日趋浓重。历史的集体的叙事逐渐为个人化、私密化、欲望化叙事所取代，新历史小说以自我的主观想象历史，使得历史成为了私人的历史，丧失了集体归纳和宏大描述的功能；陈染、林白等人的创作，把女性从大文化中推向其内心和身体，在体验中展露了女性成长的私密经验和受伤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