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间”、“乡土”与“苦难”。张炜的《古船》叙写胶东半岛洼狸镇上隋、赵、李三家四十多年间的家族争斗与命运沉浮。作家以极大的勇气揭开革命历史的血腥、残酷一面：土改时期的“乱打乱杀”，自然灾害中的大饥荒，“文革”中令人发指的暴行。宗法观念、家族势力以及人性恶假借政治运动的名义彻底释放，甚至催生出赵炳、赵多多这样的疯狂打击报复隋家的“毒人”，作者对此给以不无沉痛的针砭与反思。小说以写实为主，融入许多象征色彩明显的意象，写实与象征融合，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陈忠实《白鹿原》在对革命历史的书写上可与梁斌《红旗谱》对读，从中可以看出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明显区别。白嘉轩的仁义及其与长工鹿三亲如兄弟的情谊，彻底颠覆革命话语对地主与农民间阶级矛盾的经典论述。朱先生的“鏊子说”消解了革命的“神圣崇高”，白孝文、白灵、鹿兆鹏、鹿兆海等人所走的不同道路及最终结局昭示出变幻莫测的革命风云中个体命运的荒诞。白、鹿家族纷争有时以革命名义出现，更多的却是乡土中国中人性、欲望的搏杀。朱先生的圣人风范与田小娥的悲惨命运，体现出传统文化善与恶的两极，白嘉轩则集两极于一身。作家站在民间与文化立场而不是党派阶级立场，审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波谲云诡的历史，以对传统宗法制文化的颂祷哀挽和对农民式革命抗争的反思为主线，努力展现历史的丰富、复杂、荒诞、悲凉，充满忧世伤生的悲悯感。小说在写实中融入魔幻手法（如“白鹿精灵”、朱先生等），呈现出雄浑粗犷、磅礴大气的艺术风格。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叙写从民国初年到“文革”半个多世纪中一个村庄的动**历史。各派势力先后不择手段登上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每一派上台追求的不过是权力及欲望满足，无论是孙家还是李家，最终受害的总是底层百姓。随后的《故乡相处流传》更是把这种历史荒诞发挥到极致，作者让曹操、袁绍、沈姓小寡妇、朱元璋、慈禧太后、六指、陈玉成、孬舅、猪蛋、“我”等历史人物或虚构人物共时**在三国、明初、晚清及20世纪60年代，传统的“历史真实”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虚构、夸张、黑色幽默与狂欢叙事，荒诞、离奇的情节背后是成王败寇、以暴易暴的权力游戏与历史循环。《温故一九四二》取材于1942年河南大饥荒，但内容与正史叙述大相径庭：中国政府腐败不堪，一个外国记者成了灾民的救星，日本侵略者放粮赈灾得到民众拥戴。刘震云这些小说抛弃“谁主沉浮”“民族家国”之类宏大主题，直面历史的苍凉与荒诞，既写出上层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又写出生存重压下普通民众的懦弱与势利，从中窥探千百年来稳定不变的乡村政治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