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突破现实主义的艺术拘囿，追求多种形式的艺术创新。革命历史小说奉现实主义为最高艺术法则，情节的“真实性”、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是作家孜孜以求的。新历史小说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单一表现，融合吸收魔幻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等多种表现方法，打破以往历史叙事的时空、因果等逻辑顺序，采用变形、夸张、戏仿、拼贴、梦境、意识流、蒙太奇、回环复叙等多种艺术技巧，最大限度地丰富小说艺术表现方法。
就内容而言，新历史小说主要呈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革命”、“战争”与“人性”。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所讲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曹府二少爷光汉留洋回到家乡，赈济灾民，请洋人办火柴厂，在革命党影响下试制炸药，最终被清政府抓住绞死。然而叙述人是一个百岁老人，讲的是他16岁在曹府做奴才时看到、听到的一切，这种独特视角使得一些内容被遮蔽（如革命党人的活动），另一些内容则被敞开：二少爷是一个“怪人”、“疯子”、“废人”，他的恋母情结、性无能、性变态及自虐，洋工程师与二少奶奶的**，“耳朵”（百岁老人的小名）暗恋二少奶奶的“白日梦”……曹光汉由于性变态与自虐狂而走上革命并慷慨赴死，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废人”，这种叙述解构了有关“革命”、“英雄”、“牺牲”的神话。“苍河白日梦”既是“耳朵”暗恋二少奶奶的白日梦，又是二少爷曹光汉的革命白日梦。格非的《大年》同样颠覆了关于革命的“动机”与“源起”的意识形态解说。革命引路人唐济尧设巧计诱使豹子参加革命并杀死财主丁伯高，又罗织罪名除掉豹子，目的却是为了得到丁的二姨太玫。有关“压迫与反抗”的革命动机被消解，唐济尧的“革命阴谋”与豹子的阿Q式盲动背后是**裸的欲望。《迷舟》将背景置于北伐战争时期，写孙传芳部下级军官萧于戎马倥偬之余与表妹杏的私情，以及最后被警卫员以“通敌”的口实击毙的故事。笼罩在主人公身上的是深深的神秘与宿命，萧没有死在战场，没有死于情杀，却死在对自己忠心耿耿、还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孩子”的警卫员枪下。作家把萧和杏这条明线营构得跌宕起伏，而把萧和警卫员这条暗线处理得极为隐蔽，从而造成扑朔迷离的“叙事迷宫”。莫言《红高粱》系列破除“民族抗日战争”的宏大叙事，在一个“抗日”大背景下通过“红高粱”这一象征意象，张扬北方农民的原始野性与自由粗犷的生命力：“我爷爷”余占鳌杀死与自己母亲姘居的和尚，杀死“我奶奶”九儿婆婆家一对父子，炽烈地爱着九儿，他们在疯长的高粱地“野合”；日寇来犯，他们拉起队伍以原始的武器作自发而惨烈的抵抗，作者以此表达对已逝的野性、血性的追怀。小说由第一人称叙述者加上叙述者父亲（豆官）的视角来铺叙故事，不同人物心理与视角分别叙述同一个故事，每次叙述各有侧重，营造出“多声部”叙事效果。在写实中融入奇异的想象与怪诞的色彩，作者凭着自己的感觉体验随心所欲变换时空，使此地与彼地、历史与现实奇妙地糅合在一起，构成非线性、非逻辑、循环复叙的立体结构。同样，余华《一个地主的死》在对“抗日”题材的另类叙写中塑造了一个另类的“抗日英雄”。一个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的地主少爷王香火竟然舍命将日寇引入绝境，最后的牺牲也不壮烈。王家雇工孙喜在寻找少爷途中不忘嫖妓，虚跑一趟急着回去领赏。国难当头，民众却津津有味看动物**，取笑被日寇摧残的女人。日本兵残酷暴虐，但在陷入绝境时唱起怀念家乡的小曲。小说充满对慷慨壮烈的抗日题材作品的戏谑和嘲讽式模仿，展示的是人性的复杂多面与民众的原生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