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区先秦时期为游牧民族占据，人烟稀少，生态环境基本处于自然状态。自秦汉至元明，农耕和畜牧两种土地利用方式随着政局的变换而不断交迭。汉朝时期农牧兼收，两晋至五代十国以牧马为主，唐朝亦重牧轻农，宋朝时期则推行军垦政策，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大规模的弃牧屯垦可追溯到元明时期。元代这里成为政府移民屯垦的中心区域。进入明代，随着人口的增加，屯垦剧增，林草锐减。据《明经世文编》卷63载，自洪武始，“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以尽地力，以实军需，以苏发困”[1]。屯垦推动了此地经济的发展，官府民间多有存粮，但此时也正是该地森林植被遭受大规模破坏的盛期，掠夺式人地关系自此形成。进入清代，历史上汉牧民族的军事对抗已经结束，宁南山区由原来的“边塞”变成了“内地”。随着南下西进的汉族人口不断移入，加之清政府的“降低赋税，摊丁入亩”的政策引导，持续长久、规模更大的开荒种地在这一地区形成。据《固原州志》估算，1616年，固原地区（含固原、海原、西吉、彭阳、泾源、隆德6县）有耕地68.94×104亩，但到了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耕地已达200×104亩[2]。耕作业的发展和人头税的取消，使该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到乾隆年间，川塬平地的耕作收益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政府再次鼓励垦荒。清乾隆五年（1740年），朝廷告布“凡边省、内地，零星地上可以开垦者，嗣后悉听本该地夷垦种，免其升科”。由此诱发了更大规模的开荒浪潮，耕殖由川塬平地推广到坡地，大批林地、草地被毁，植被由原来的宿根性草被和多年生疏林、灌丛为易替性农作物代替，生态日渐脆弱退化。到清代中叶，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已步入相当恶化的状态，2/3以上的森林、草原被拓垦，野生动物锐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据公元1805年清代《万里行程记》记载，当时六盘山已是“童山如秃，求一木不可得”，掠夺式人地关系愈演愈烈。
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多次起义失败后，大量回民被清政府胁迫迁入宁南山区，强制开垦。据史料记载，仅当时宁夏“金积堡就1.2万余人解赴固原城外，分拨荒地安插”。“关中回民被强行迁入山深林密的化平（今泾源县）等地后，为求生存，大量毁林开垦，伐木烧炭，六盘山深部森林也受到严重破坏”。1906年，固原知州王学伊在其《劝种树株示》中写道，“固郡自连遭兵灾以来，元气未复，官树砍伐罄尽，山则童山，野则旷野”[3]。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日渐明显。清末宁南山区水土流失已相当严重，许多沟塘被泥沙淤积堵截，滑坡、泥石流常有发生。同时，干旱、暴雨、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土地生产力锐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人类掠夺式垦殖最终殃祸了自身。这种互为报复式的人地关系一旦形成，将会长时期地使人与自然两败俱伤，元气难复[4]。
可见，历史上宁南黄土丘陵区在以农为主时，往往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以牧为主的时期，则林草有所恢复，生态有所好转。而战乱和大兴土木，往往会对本区的自然植被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以种草种树恢复植被，修复梯田保持水土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治理从未停止过，但终因原生态问题积重难返，加之人口压力过大，边治理、边破坏，甚至破坏大于治理，而生态环境的演替既缓慢，又难以逆转，互为报复式的人地关系没有改变。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态环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