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是一个作家群体更新换代的时期，新的时代风尚与新的文化经验催生出了一大批新作家，在诗歌领域也涌现出了不少年轻诗人，李瑛、公刘、邵燕祥等是其中的代表。
李瑛（1926— ），1949年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随军记者，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军队生活经验较为丰富。他的诗歌也主要是描写军人生活、塑造军人形象，因此有“战士诗人”之称。主要诗集有《野战诗集》《战场上的节日》《静静的哨所》《寄自海防前线的诗》等。
李瑛的诗善于抓住日常生活细节，从小处着眼，表现重大主题，这使得他的诗在同时代诗人中，显得较有生气。与此相应，李瑛善于描写景物，构筑意境，他笔下的意境丰富多样，有的雄浑、阔大，如《哨所鸡啼》：“看它昂立在群山之上/拍一拍翅膀，引颈高唱/牵一线阳光在边境降临/霎时便染红了万里江山”。有的则清新优美，如《静悄悄的海上》：“静悄悄的海上/一张帆在远行/在那遥远的水天尽头/……/太远了，看不见动——/像南方中午堤边的蝴蝶/那样静，那样轻/……”还有的则不乏幽默、生动，想象富于情趣，如《戈壁日出》：“太阳醒来了/它双手支撑大地，昂然站起/窥视一眼凝固的大海/便拉长了我们的影子/我们匆匆地策马前行/迎着壮丽的一轮旭日/哈，仿佛只需再走几步/便会撞进它的怀里。”
公刘（1927—2003），原名刘仁勇，1939年开始写诗。1949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赴大西南。他前期的作品大多以西南边疆部队的生活为表现内容，出版有诗集《边地短歌》《黎明的城》《神圣的岗位》等。公刘的诗歌常从边疆独特的自然景观与生活细节处着笔，有着浓郁的边疆风情与边疆情调，其中较为优秀的作品有《母亲的心》《给撒尼族》《西盟的早晨》《山间小路》等，如《山间小路》：“一条小路在山间蜿蜒/每天我沿着它爬上山巅/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这条小路我走了三年/对于我它不复是崎岖难行/因为我心上有一条平坦大道/时刻都滚过祖国前进的车轮/……”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前后，公刘也开始了一些诗歌创作的探索，在思想与题材方面，试图冲破政治化的羁绊，将人性、人情引入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某种主体性的努力。这一时期写的《禽兽篇》与同时期流沙河的《草木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托物寓意、借景抒情之作，具有明显的讽刺性；而另一组诗《迟开的蔷薇》，则大胆地书写爱情，表现爱情的苦闷、焦躁等各种复杂的感情，如《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我的心房里/爱情在酣睡/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再如《羞涩的希望》，表现恋爱当中的错失与隐痛：“羞涩的希望/像草原上胆小的鹿群/竟因爱抚而惊走逃遁/远了，更远了，终于不见踪影//只有一片隐痛，宛如暴君/**着我的心/莫要拷问我，我已经招认/怯懦，这便是全部的过错与不幸。”将因怯懦而痛失爱情的那种痛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读了不禁怦然心动。然而，公刘却因为这些作品而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
邵燕祥（1933— ），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较有影响的年轻诗人，少年时期即开始大量发表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18岁时出版个人诗集《歌唱北京城》，是20世纪50年代初颂歌大潮中一个音符。而后，他将诗歌表现的目光移到了工业建设上，写下了一系列表现工业生活、歌颂建设者的诗篇，诗集有《到远方去》《给同志们》。这些作品大都乐观、积极，充满豪情壮志。此外，邵燕祥的《五月的夜》《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等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写于1956年8月的《地球对着火星说》。诗歌将地球与火星处理成可能的恋人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