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样的一种审美追求还与作品写作的年代有关。《百合花》写于1958年，据作者自己后来的追述，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所造成的恶劣的人际关系使她非常苦恼，“每天晚上无不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8]，和平年代的刀光剑影使她更加精心地去营造战争年代的那份温情。《百合花》的艺术追求与茹志鹃的身世也不无关系。她少年时住过孤儿院，18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此后她便将“革命队伍”看成自己的家，因此对“革命队伍”中人事的追忆在她便是一种家园的记忆。
《百合花》的可称道之处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把握。首先，在“题材决定论”主宰文坛的时代，这篇写战争的小说却避开了慷慨悲壮的战争场面，将主要的笔墨用于战斗打响前的一个小插曲和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上。这其实不只是剪裁上的别出心裁，更主要的是基于女性视阈对战争以及战争中的生命与心灵的理解，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小说弥漫着浓郁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的气息，甚至通讯员的牺牲也不是为了某种具有历史必然性或道德合法性的伟大目标，而只是为了救助他人的生命。
其次，在神化英雄人物盛行的时代，《百合花》却将英雄当成普通人来写，塑造了一个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英雄形象。作品中的英雄是个19岁的出身农民的小通讯员，参军之前在老家“帮人拖毛竹”（并无英雄身世所必须具有的“阶级仇恨”），他憨厚、腼腆、带有几分稚气，在年轻异性面前更是手足无措但又难以抑制同她们接触的兴奋，这非常符合小通讯员成长的背景和年龄的特征。作者似对主人公这样一个与英雄品格无关的性格特征十分感兴趣，反复地表现人物的这一性格特征，呈现这个“战斗英雄”身上散发出的平常、亲切的日常气息。小说最后用这样的文字来描写牺牲了的小通讯员：“……我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着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最后，用细节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传达内心的律动，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突出的艺术特性。例如小通讯员借被子时在年轻漂亮的新媳妇面前慌张得连衣服都刮破了，新媳妇要给他缝，他却羞涩得“高低不肯”。这不仅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与当时的心理，同时也为新媳妇后来凭着衣服上的破洞认出小通讯员埋下伏笔。又如小通讯员在送“我”去包扎所时肩上的步枪筒里插了几根树枝，回团部时枪筒里“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这表现了小伙子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依恋，而恰是这样一个热爱生活、依恋生命的人却为了救别人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再如小通讯员和“我”告别，跑了几步又回来掏出两个馒头放在石头上给“我”开饭，既表现了他处处想着别人又传达出他的腼腆、可爱（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他不敢直接把馒头递到“我”手上）。新媳妇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却非常优美动人，作者主要围绕着小通讯员衣服上的破洞和那床“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两个具体物象来做细节描写，以完成新媳妇的形象塑造。新媳妇的第一次出场是将那床“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借给“我”和小通讯员，并且一面被小通讯员的样子惹得笑个不停，一面拿出针线要给小通讯员缝衣服上的破洞，但小通讯员“高低不肯”。第二次出场是已经死去的小通讯员静静地躺在那里，听凭新媳妇一针一线细细密密地为他缝上衣服上的那个破洞，当有人想揭掉小通讯员身上盖着的那床“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时，新媳妇“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气汹汹地嚷了半句”，然后便仔仔细细为小通讯员盖上那床“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新媳妇与小通讯员之间淳朴、美好的情感事实上已然超越了政治文化框架中的“军民鱼水情”的定位，是一首“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