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茹志鹃和孙犁之所以特别值得一提，不仅因为他们取得了很高的文学成就，还在于他们的创作实践对其时主流模式的或多或少的突破。正是这种突破导致了他们在当时的“边缘性”，也造成了他们之间相对接近的风格。主流文学作品在表现革命战争和1949年以后现实农村的社会变动（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时，总是着眼于这些事件的历史必然性与道德合法性，而茹志鹃和孙犁的小说却往往将宏大的历史事件、社会变革作为时代背景，而将叙事焦点始终置于历史变动中个人的命运与情感世界这样一些被主流文学所无视的区域，书写受到时代鄙视的“家务事、儿女情”。
茹志鹃（1925—1998），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百合花》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大部分作品都逃不出“革命战争题材”与“现实农村题材”两类，茹志鹃的作品也不例外，只不过她将“革命战争题材”仅限于40年代的战争生活，如《三走严庄》《高高的白杨树》《关大妈》以及使她声名鹊起的《百合花》。而她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则主要表现上海里弄及近郊村镇普通妇女的生活，包括《如愿》《春暖时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
茹志鹃小说的特性首先在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视阈，尽管这种性别视阈是不自觉的、来自经验层面的，而且时时受到意识形态视阈的遮蔽。《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里程》都致力于表现城镇家庭妇女是如何在时代的感召下走出家庭，投入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何大妈冲破家庭的阻力到里弄工厂当工人（《如愿》），静兰参加生产福利合作社（《春暖时节》），谭婶婶到公社卫生院接生（《静静的产院》），王三娘到大队卖茶水（《里程》）……尽管国家提倡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与其说是将“男女平等”视为一项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走出家门的妇女视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但国家的利益与妇女的利益毕竟在“走出家门”这一点上是重合的。从家庭模式演变为社会模式这本身就意味着性别主体伸张的可能性，至于这种“可能性”是否能兑现为现实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性别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因此，不能将茹志鹃这一系列作品简单地看成只是配合主流意识形态对妇女的社会总动员。相比于同一时期一些男性作家的大量的“妇女翻身”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翻身”只是为“社会解放”做一个注脚，“翻身”对女性个体的意义不在叙事的视界内[7]），茹志鹃的叙事更多地从女性内部的视点，即深入人物的内心甚至潜意识领域来展现这场“解放”运动给她们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经济地位的改善，更多的是精神与心理的变化。“她（何大妈）活了五十年，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自己做好做坏和大家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如愿》）由“一个可有可无”的卑微、屈辱的角色变成一个得到社会认同的主体，这是茹志鹃这一类小说所要展现的，当然不难看出这种展现所包含的理想化的成分。
必须指出，这一系列作品虽然细致地描写妇女由家庭角色走向社会角色的艰难的心路历程，但妇女辗转于两种角色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心矛盾、彷徨、挣扎，常常被简单地处理为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进步与落后的冲突，而其中所包含的更深层的文化意义却往往被省略了。
如果说上述作品中性别的视阈同时表现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两个方面，那么在茹志鹃最为人称道的作品《百合花》中，女性的视阈主要表现在“怎么写”层面上。正是性别的视角使这部作品疏离了当时盛行的男性文本的战争叙事惯例，在构思上独辟蹊径，情深意浓，呈现出当时的战争题材作品所罕见的清新、隽永的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