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的对立。前文已经提到，文学的自觉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特征，也是文学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之一。但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文学的自觉逐渐被文学的工具化消解并取而代之，文学完全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此一价值取向古已有之，近代以来时有表现，国民党统治时期亦复如此。但延安文学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取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指导方针，并指示将这一方针贯彻到文艺实践中去。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沿着历史的“惯性”，也在刚刚战胜国民党的“兴奋”中，大会很“顺理成章”地把《讲话》定为今后文学（即当代文学）的根本指导方针。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与斗争，这也更加促使了文学价值取向向着工具化即政治化的转移。大陆从讲“工农兵方向”“阶级斗争”，一直发展到“**”时期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台湾则提倡文艺为“反共抗俄”服务。
正是在工具论指导之下，文学被高度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的强度，在百年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在文学的评价上，政治标准压倒一切，而且以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取代了正当的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从50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到60年代在“反对修正主义”口号下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政治化使文学的路越来越窄，使文学的总体面貌日趋封闭、单一与贫乏。十年“**”虽然在口号上是否定“十七年”文学的，但对这许多批判运动一个也不否定，反而将其“革命精神”发挥到极致。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上有两个文化资源：一个是自由主义美学思想，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这两者都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1949年以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在事实上把这两种文化资源当作了对立面。差不多在大陆批判胡适的同时，台湾也对胡适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抨击。显然，尖锐对立着的两种政治体制都对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不满。大陆的批判运动，在清除自由主义“余毒”的同时，主要是以日丹诺夫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与政治实用主义为武器，批判渗透着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在对胡风与“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中，这一倾向表现得非常清楚。政治实用主义抹杀文艺的特殊规律，剥夺作家的独立自主性，将文学当作宣传、教化的工具。它在创作方法上的体现，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改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姚文元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968）等，都是政治实用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