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澄清并避免了以上非历史倾向之后，就可以从历史发展的纵的向度，即时段间的联系与区别上，来给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历史的定位了。也就是说，可以把它放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到它的基本历史特征。前面提到，为了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价值立场。人的现代化，主要指人的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也就是人的自觉的现代意识的树立；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指现代公民社会即民主社会的建立，实现一系列与人的现代化要求相联系的社会制约；文学的现代化则是指脱离“文以载道”的“工具论”的束缚，实现文学的自觉，创造出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所有这些，也都是出自西方中世纪之后人文精神在几百年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价值体系。胡风说：“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积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6]所以在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特征之时，决不能离开开放的、世界的眼光。
以这样的价值判断来估量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关键问题就在于，看它是继承、发展五四传统，还是背离、消解这一传统。无论是对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还是对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的观察与评价，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大陆和台湾，60多年的文学都经历了巨大的、远远大过前半个世纪的振**、断裂和异化。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7]历史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的，既不能说30年代“左翼文学”实现了“一体化”，更不能笼统地说五四新文学实现了“一体化”，只能说大陆当代文学是此前三个“板块”之一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解体的一个文学时段。30年代“左翼文学”在现代性的追求上还部分地继承着五四传统。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在“新民主主义”的向度上显示出了与五四精神迥然有别的另一种精神风貌。因此，解放区文学的“一体化”并不等于五四新文学的“一体化”。综观大陆、台湾1949年以后的文学，如果要对这一文学时段的历史特征加以概括的话，只能这样来表述：既有着传统旧文化根源（如皇权专制主义、“文以载道”之论等），又有着“冷战”时期国际背景的政治实用主义，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五四启蒙精神与新文化路线进行不同形式的背离与消解，使文学高度工具化、政治化，因而逐渐丧失其自由的空间，变得封闭、单一而贫乏。但这一趋势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到七八十年代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台湾“解严”与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民主化大趋势，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自由的空间，文学开始由封闭、单一、贫乏走向开放、多元、丰富。简言之，“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被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这种曲折的文学道路或许仍会延续。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贯穿始终、影响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