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倾向是“历史补缺主义”，用流行话语来表述，就是“制造虚假繁荣”。不管出于什么意图，这都是对历史的歪曲。一种情况是“好心地”、一厢情愿地要使历史“丰富”起来、“多元”起来。既不想承认那些在极左路线下被吹得很“红”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又不甘心面对被历史淘汰的筛子筛过之后的文学史的空白、贫乏与单调，便想尽办法，另辟蹊径，多方为历史“补缺”。还有一种情况是有意掩盖和美化历史上的缺陷，从而为这种缺陷在当今的延续找到“合理性”。例如，20世纪60年代兴起、在“**”中达到辉煌顶点的“革命样板戏”，本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艺术反现代、反人类、贫困化和一元化变异的标志，随着“**”的结束与现代性文化思想的重新起步，它被否定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于产生“样板戏”的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因素并没有完全消灭，它又被冠以“红色经典”的美称，重新被有些人大加赞扬。还有那些在极“左”思潮笼罩下以“革命的政治内容”风行一时的作品（如浩然的《金光大道》等），也同样以“红色经典”的名义被再次正面地肯定。所谓“红色经典”，是一个非常缺乏学理性的概念，其要害是抽掉文学艺术的全人类共通的审美价值观，以“革命”和“政治”取代艺术，使某些只具有短暂的政治实用意义的作品再次进入经典的历史序列中。经典就是经典，如果硬要给经典着“色”，那么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鲁迅各是什么颜色的经典呢？这种极左的政治实用主义论调的渊源就是20世纪初俄国革命中狂热而偏激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其近因则是1966年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两股思潮都是反对文化的全人类性、反对文学的现代性、反对以“人”为本的文学的。所谓“红色经典”论的提出，还有一个更近的原因，就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一股反对改革开放、否定思想解放的暗流。在这一暗流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成果被否定。1990年，有人在谈到文学史时就宣扬过这样一种片面的论调：“抗日战争的前线、主体是在广大解放区，作家、艺术家真正参加抗战的是在解放区……要了解14年抗战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经历的艰苦卓绝斗争，只有在解放区文学中才可以看到。”在这里，一句话就十分武断地突出了“红色”文学压倒一切的“一元垄断性”，完全抹杀了当时“国统区”“沦陷区”作家的巨大贡献。在这样的片面话语中，五四启蒙精神、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之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一起被否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