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28]
迄今为止仍在贯彻的“双百”方针，从来都有着相当严格的政治标准。[29]这些限定性的标准使其充满了难以克服的内在悖论——“无论是对这一方针的制定者、施行者，还是被施行者来说，问题的症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否意味着对‘价值多元’的合理性的承认？确立能参与齐放的花，和能合法参与争鸣的‘家’的标准是什么？这标准由谁设立和解释？在当代中国这一语境中，政治和学术（艺术）的界限、‘人民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如何确立？是先确立其是否属‘人民内部’的身份才能获得‘放’和‘鸣’的资格，还是视其‘鸣’和‘放’的内容来确定其是否是‘人民’？”[30]实际上，严格的政治标准，特别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香花/毒草”“有利于/不利于”这样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已经在根本上解构了“双百”方针之“百”字的应有含义。
1957年4月初，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开展整风运动。4月27日，经过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便在全国展开。在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的第18天，即5月15日，毛泽东便写了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秘密文章，向党内高层打招呼，说明准备“反右”的意图。与此同时，鸣放仍在继续。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论调突变。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开始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运动。“双百”方针和“整风运动”，事实上变成了一场“引蛇出洞”、充满着政治策略的“阳谋”。仅止1957年10月，全国就已划出右派分子数十万人。
文艺界的“反右”运动，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也是最早展开的方面，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31]1957年6月6日至9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连续召开27次会议，重新批判“丁、陈反党集团”，这次批判，还涉及了冯雪峰、艾青、罗烽和萧军等人。对于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他们的历史问题。1958年第2期《文艺报》还出版“再批判”专辑，重新发表丁玲等人发表于延安时期并且同时及后来不断遭受批判的《“三八节”有感》等文，同时发表林默涵等人的“再批判”文章，以指证他们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32]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双百”方针所鼓舞起来的“百花文学”的批判。“双百”方针颁布后，文学界虽然不无观望与疑虑，但是，他们毕竟深受鼓舞，加之毛泽东的不断推动，以及苏联“解冻文学”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勇敢的探索，从而与其他领域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实践共同构成了“反右”运动中周扬所批判的“新的五四运动”[33]。紧随而来的文学界的“反右”运动，使得在这期间有所表现的人几乎都成了“右派分子”。
文艺界的“反右”运动，不仅意味着当局绝不会兑现“双百”方针所允诺的“自由”，更意味着文学空间进一步的逼仄，意味着更加“左”倾激进的文艺指导思想取得更加稳固的地位，并且在此后的文艺实践中，以更加急迫的姿态来进行其所构想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实践。这一点，周扬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对于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性讲话《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说得非常清楚。这篇后经毛泽东亲自修订的长文，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它以否定文学的“自由”、扼杀作家创作个性为核心，以政治实用主义的诡辩为方法，在文学思潮、理论、创作诸方面给作家套上了一系列精神统治的枷锁。“双百”方针名存实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