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运动，不仅仅是文艺界的大事，在整个中国当代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接孕育了1958年的“大跃进”，也为后来的“**”扫平了道路。可以说，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中国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极“左”时期。
因此，要说明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必须先说说“反右”运动的一般情形。毛泽东在1957年时这样回顾1956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23]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从“反对个人迷信”入手，首次揭露了斯大林滥杀无辜的暴政，也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认识。此举在国际上产生极大震动。尤其在社会主义阵营，无异于一场大地震。就在这一年，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相继发生：6月，波兹南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批准武力镇压，酿成流血悲剧，局势更为恶化，迫使奥哈布自动让位，完成了和平过渡。同时，匈牙利也发生政局动**。在布达佩斯出现的骚乱，10月间向全国蔓延，最终招致苏军出动坦克镇压。苏共二十大以及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波匈事件”，当然也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应。而中国知识界面对此类事件的表现，无疑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怎样避免在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事在中国重演，便成了毛泽东所严重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内部，1956年也颇为特殊。1月15日，北京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北京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正式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北京市的“喜报”。不仅仅是北京市，在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被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同时“反冒进”的声音新年伊始即很强劲。刘少奇、周恩来都一再强调“反冒进”。毛泽东后来这样说当时的情形：“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24]薄一波对此也有这样的回顾：“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存在着冒进和反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25]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有了“双百”方针的郑重提出和“反右”运动的迅猛展开。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了这一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