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政策调整的具体文件，便是中共中央批转的由“文艺十条”修改而成的“文艺八条”。“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1）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努力提高创作质量；（3）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4）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5）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6）培养、奖励优秀人才；（7）加强团结，继续改造；（8）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与此前的文艺政策相比，“文艺八条”显然多少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但是，相比于原来的“文艺十条”，修改后的“文艺八条”在很多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后退”。[48]这些“后退”，正如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所说，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顾虑和政策调整的局限性”[49]。
作为一次勉为其难的积极努力，1960—1962年文艺政策的调整虽然只是短暂地为文学“放”出了有限的空间，但是，政策调整的过程所形成的相对宽松的精神氛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现实主义与真实性再度受到重视，陈翔鹤、黄秋耘和冯至等人的历史小说的发表，杂文的复苏，一系列反映人民内部矛盾、塑造“中间人物”小说的出现，都是这种发展的具体表征。不过，当时的现实决定了这种“发展”同样是极为有限的。而且，即使是这些有限的努力，也被后来的批判宣布为“反动”。
【思考与练习】
1.怎样理解第一次文代会的历史影响？
2.1949—1962年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有哪些共同性？
[1] 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一）》，载《档案与史学》，2000（1）。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电》，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55页，北京，新华书店，1950。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电》，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3页。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电》，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43页，北京，新华书店，1950。
[5]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79页。
[6]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49页。
[7] 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分别将上述团体全称中的“中华全国”字样更名为“中国”，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更名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
[8]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32～33页。
[9]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33页。
[10] 《大众文艺丛刊》同人共拟，荃麟执笔：《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载（香港）《大众文艺丛刊》，1辑，1948年3月。
[11] 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一）》，载《档案与史学》，2000（1）。
[12] 据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对于沈从文的回忆：“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见《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3] 徐盈：《采访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手记（二）》，载《档案与史学》，2000（2）。
[14] 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载《战略与管理》，1995（2）。
[15] 对于这些方面，洪子诚的《关于50至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文有相当深入的分析，载《文学评论》，19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