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新民歌运动”全面展开的同时，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对中国新诗提出的“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要求，经过不断的理论化与系统化，逐步被明确为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和“应该掌握”的“艺术方法”[45]。成都会议后的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6月，周扬又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中指出，毛泽东对“两结合”的提倡，“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毛泽东的诗词便是“两结合”的“最好的范本”，当时正在掀起**的新民歌，也因为“表现了这个特色，所以特别值得我们珍贵”。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了两年之久的关于“两结合”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基本都是对其“正确性”与“科学性”进行千方百计的论证。这样，“两结合”便成了文学工作者唯一应该遵循的创作方法，从而也就越来越限制、扭曲以至损害着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丰富多样性以及生机与活力。
民歌本应是底层民众自发的创作，而1958年那种自上而下组织发动的“民歌运动”，只能催生出大量的伪民歌。如果说“大跃进”所追求的是“平均穷困”的社会主义，那么它所带动起来的“民歌运动”不过是导致精神上的“平均贫困”。在这场运动中，荒诞滑稽之事层出不穷。“这一场诗歌运动越闹越大，闹到在火车上每个旅客必须交诗一首，闹到制定文学创作规划，各乡提出评比条件。这个说：‘我们年产诗一万首’，那个说：‘我们年产长篇小说五部、剧本五部’……挑战竞赛。最后，张家口专区竟出现了一位‘万首诗歌个人’或曰‘万首诗歌标兵’。他一个人在一个月里就写出了一万首诗！……写成就投进诗仓库——一间空屋。后来听说这位诗人写诗太累，住医院了。说文艺可以祸国殃民，我们常不服气。而像这样办文艺，真可谓祸国殃民，谁也不能说是假的。”[46]
“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1960年冬季开始，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相应地，文学领域的政策也有所调整。1961年第3期《文艺报》发表张光年执笔的“专论”《题材问题》，在肯定“描写重大题材”的同时，主张“题材的多样化”，这是调整文学政策的最初迹象。随后，接连召开的几次会议及相关文件的颁布，都是政策调整的重要步骤。1961年6月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调整文艺政策的问题。6月19日，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他的讲话突出谈到了艺术民主和创作规律的问题，为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调整文艺政策的具体文件，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47]。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都在讲话中宣布为大部分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并且承认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人民的知识分子”，从而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同时，他们仍然强调有关艺术民主的问题。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大连召开（简称“大连会议”）。会议提出要在现实主义深化的基础上寻找“两结合”的道路，并且主张在塑造先进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应该塑造更多的处于中间状态的“中间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