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正如发起者所估计与期待的，通过文艺界的“反右”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34]。而这人多势众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便主要是在“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工农兵群众。
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领域所开展的运动基本上都是批判与整肃。与此不同，在“反右”运动这一“最彻底”的革命进行之后，在以“大跃进”的激进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并宣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以怎样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的文学，也就成了“大跃进”在文学方面的任务。在彻底的“破”之后，最为紧迫的自然是“立”。
“反右”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最早实验，是“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
在1957年冬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歌色彩并被认为对生产劳动具有直接的鼓动作用的豪言壮语。1958年2月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很多代表也以这种方式进行发言，这些发言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还被一些诗人誉为“最好的诗”[35]。这一现象被毛泽东所注意。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运动的成都会议上，正式号召搜集和创作新民歌，要求“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限期十天搜集，会搜集到大批民歌的，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很显然，搜集和写作民歌，便成了一件相当急迫的政治任务。同时，毛泽东的号召也有着文学方面的考虑。他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的社论。21日，又发表郭沫若题为《关于大规模搜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的文章。26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集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并且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民歌编选机构。[36]
4月份开始，全国各省、市、县都发出了大规模搜集民歌的指示，要求将此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并且成立了相关的采风组织，进行编选活动。从此，“新民歌运动”便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一时间，“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成了新民歌运动的各级组织者的努力目标，“诗歌村”“诗歌社”和“诗歌县”遍地开花，“赛诗会”“诗擂台”“联唱会”等集体性的诗歌创作形式层出不穷，从正式出版物到山岩、树干、墙壁、柜台、酒桶以至于水缸、磨盘和门扇，都成了诗歌发表的重要“阵地”。很多作家与诗人也都响应号召，参加民歌的搜集、写作和整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共有8万余种民歌选本。1959年9月，郭沫若和周扬主持编选的新民歌选集《红旗歌谣》正式出版。[37]
作为一场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属“奇迹”的“文学”运动，“新民歌运动”的掀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