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红楼梦》的研究被称为“红学”。以王梦阮的《红楼梦索引》、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等为代表的早期《红楼梦》研究被称为“旧红学”，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红楼梦》研究则被称为“新红学”。俞平伯（1900—1990）是“新红学”的重要学者之一。1952年，俞平伯将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修订后，易名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并相继发表了《〈红楼梦〉简论》和《读〈红楼梦〉随笔》等多篇文章。这些著述主要发挥了“新红学”的“自传说”，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感叹自己的身世”和“情场忏悔”。《红楼梦》的基本主题，也被概括为“色”与“空”；其艺术风格，则是“怨而不怒”。
1954年，大学毕业不久的李希凡与蓝翎投稿并附信给《文艺报》，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批评，未得发表与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教师，受到鼓励与支持。于是他们合写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发表。当时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的江青要求《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未能实现。后经折中，《文艺报》1954年第18期被指定转载了该文。主编冯雪峰为该文撰写了多少持保留态度的低调的“编者按”。10月10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又发表了这两位作者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直接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联系起来。
李、蓝两位年轻人对俞平伯、胡适的批判，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士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开宗明义地指出李、蓝二人“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该信在历数了李、蓝之文所受的“阻拦”及消极对待之后，紧接着指出：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信中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明确定位为“错误观点”，并且纳入“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系统中加以批判，还在把俞平伯一类的知识分子明确赋予“资产阶级”政治身份的同时，以贬抑性的修辞指责他们的思想学术成果是“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这样，一个相当具体的“红学”问题便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这个二元对立的“阶级论”的政治思想框架中经过扩展与提升，变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仅在这封信中，批判的目标指向，就已经不仅仅是俞平伯，而是“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俞平伯及其学术师承胡适的“红学”观点，而是“资产阶级唯心论”；也不仅仅是这些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与思想上的对立面，而且还包括“对他们投降”，“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大人物”。
从一个具体的人、一部具体的作品入手，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批判运动，并且很快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更为广泛的对象，这是1949年后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开展批判运动的惯常模式。正如此前的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样，此次的批判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也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俞平伯也好，《红楼梦研究》也好，都不是批判运动的发动者真正兴趣所在。“彻底清算胡适流毒”，才是这场批判运动的真正目的。正因如此，对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很快上升到对整体的“胡适思想”的批判，并专门成立了一个指导批判运动的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等人组成。一个明确的批判胡适的计划也被制订，决定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历史观等九个方面对胡适进行批判。整个文化学术界都被发动起来，万炮齐轰“胡适幽灵”。从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编辑出版八辑题为《胡适思想批判》的“论文汇编”，再加上其他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批判文集和小册子，总字数在三百万以上。
胡适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受到全方位的批判，其实并不难理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首先就要清理地基，或者说，要对人们的头脑进行“清洗”。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末，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胡适的思想对国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在文化学术界，胡适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影响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胡适显然属于“资产阶级”阵营，他的思想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胡适的巨大影响就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拦路虎。不把胡适批倒批臭，不把人们头脑中的“胡适幽灵”清除，“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就难以进行。这样，胡适在50年代中期受到如此猛烈的批判，就是一种必然了。
相对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一次的批判要更加严厉，批评的组织化程度以及文化体制的高效运作也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