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主要报刊都转载了这一措辞严厉的社论。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发表了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三天以后（1951年5月23日），文化部电影局又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展开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原先对电影及武训其人的肯定性评论迅速从报刊上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在思想立场和思维方法上与“社论”完全一致的否定性的批判。周恩来和周扬等曾经支持或未阻止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检讨，当时的上海市文管会副主任兼文化局局长夏衍还在1951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的检讨。这样，起初局限于文化艺术领域的正常的“学术讨论”就被“升级”为规模宏大的政治批判运动。全国的所有报刊都在批判武训及电影《武训传》，不同的意见根本无法表达。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曾经肯定过武训的人，都被迫进行了检讨，有的地方甚至还搞人人过关。《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至28日发表了江青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和8月8日发表周扬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算是在形式上为这一批判运动做了总结。经过毛泽东审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样为武训定性：“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进而强调：“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并不仅仅因为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和这部电影的评价问题，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武训和《武训传》在当时的广受欢迎所显示出来的政治文化意识与新政权所欲建立的新文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电影《武训传》以武训的“行乞兴学”反衬了太平军武装斗争的失败，这样一种政治意识，为刚刚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所难以容忍。这部电影虽然是当时尚未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制片公司所拍摄，但其剧本审读、资金投入、最终审查的获得通过和在领导层的内部放映，以及在全国公映后的社会反应，在毛泽东看来，都显示出很多共产党员甚至是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麻痹”，这使得在政治上与文化上都极为敏感的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还有着另外的目的，即延续第一次文代会开始的对于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清理。周恩来曾明确指出《人民日报》社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14]，这部电影的主要创作者正是来自于1949年以前的“国统区”。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执政党领袖以其特有的政治权威与精神权威，运用高度组织化的文化管理体制，在文化官员的密切配合下所进行的广泛的社会动员。作为在1949年以后初次展开的大规模的具有明显激进色彩的文化实验，它的基本“经验”与运作模式在其后的批判运动中都有明显的延续，所以说，它为后来文学领域的批判运动开了一个“先例”。
2.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发的批判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