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胡风的问题再“严重”，也不过是“思想观念”的问题，但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问题的性质起了戏剧性的变化。本属“胡风派”的舒芜，此前即已撰文自我检讨，并劝路翎与胡风划清界限。1955年4月，舒芜又将胡风和“胡风派”其他成员与他的私人通信交出，并应林默涵要求分类摘录，在“必要”处加上注解。周扬和林默涵决定将舒芜整理注释过的部分信件连同胡风的自我批判，同时在《文艺报》发表，并拟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这样一个标题。1955年5月9日，周扬将材料清样送毛泽东审阅。舒芜交出的私人信件使毛泽东决定对事情进行重新定性。他首先将《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重写了按语。在按语中，毛泽东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揭露胡风的材料。……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原拟在《文艺报》发表的这些材料和按语，按毛泽东指示，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5月16日，胡风被拘捕、抄家。与此同时，胡风在各地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学生等，也大多先后被拘捕和抄家。5月24日和6月10日，又相继公布了第二和第三批材料，内容是抄家获得的私人信件的节录、整理，毛泽东对按语作了修改，给胡风们安上许多严重的政治罪名。在公布第三批材料时，标题已由原来的“反党集团”改为“反革命集团”，《人民日报》还同时发表了社论。从此，全国范围内展开批判、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同时也开始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胡风事件共涉及2100余人，拘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1965年，胡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69年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阿垅、贾植芳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路翎、绿原、谢韬、卢甸、耿庸、徐放、方然、欧阳庄、冀汸等也长期被关押。阿垅、方然、张中晓、彭柏山、卢甸、吕荧、俞鸿模、费明君等含冤而死。“胡风分子”的译著也同时遭禁。一些与胡风有过某种相似观点的人，即使在此次事件中幸免于难，也未能逃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的整肃。
胡风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理论上的“矛盾”和性格上的“执拗”。譬如，“鲁迅前期的意志论哲学和生命哲学就其性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他在理智上坚持的是后者，他在感情上重视的是前者，如何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始终成了胡风思想的一大难题”[21]。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胡风既认同毛泽东文艺观点，又想坚守鲁迅精神，并且总想把二者统一与调和起来，但终于以失败告终。
批胡适和批胡风是差不多同时进行的，其对学术风气的败坏与文学精神的扼杀，是明显的。文化学术界的人，大都参与了这些批判运动，其中包括胡适和胡风的许多友朋故旧。“在这一场真正锻炼人、改造人的批判运动中，不少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先验的、机械的思维模式：凡是政治上反动的学者，其学术必定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因而是一无是处、不值一文的。其哲学基础必定是‘唯心的’、‘反动的’，因而学理上也必然是荒谬的、错误的、愚蠢的。这种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懒人思维、庸人思维在一些受过‘五四’以来科学方法论训练的学者来说原来是不屑一顾的，即便是为了偷懒或敷衍应景偶一用之也是心中有愧、脸皮发红的。但是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等公开或暗示的赞许与怂恿下，他们的胆子渐渐壮大，胸中渐渐明亮，脸不红、心不跳，话可以说满口，理可以推到极致，观点明知站不住，也强装站着，哪怕一戳即破，也无所畏惧，因为决不会有人逆行而动，不知趣敢来‘戳’破，敢于来回击。左顾右盼，皆行其道，许多人不仅乐此不疲，而且愈演愈烈，愈演愈自如，愈演愈坦**。从‘五四’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喝洋墨水的，还是啃线装书的，面对一个陌生的文化氛围，面对一种新的略带强制意味的文化规范，如何面对？道德学问传统心理积淀的厚薄，‘五四’人文精神潜入心中的深浅，于中正可以测出。”[22]这番话虽是针对批胡适而言，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对胡风的批判。还应指出，在对胡适和胡风的批判中，低下的人身攻击、粗鄙的信口谩骂开始大量出现，一些批判文章真如泼妇骂街。此种话语方式此后形成风气，在“**”中则严重影响了红卫兵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