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加激烈的批判以及当时的文学体制对于胡风和“胡风派”作家的排斥，使得胡风开始全面思考1949年以后的文艺领导及文学体制问题，也使他对自己及其朋友的处境开始担忧起来，因此，1954年7月，他将用3个月时间写成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以下简称《报告》）面交当时的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并请转呈中央政治局及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此外，胡风还另附了给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信。胡风全面阐述了他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包括文艺方针、文艺政策、文学体制等方面在内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意见，并对其所遭受的批判予以反驳。1954年10月至12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数次召开会议批评《文艺报》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胡风误以为这是他的《三十万言书》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重视而产生的结果，便在会上作了两次长篇发言，猛烈抨击当时的文化官员。从此，“胡风集团”便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近乎一种“加速度”的方式走向灾难的深渊。
就在胡风抨击周扬等人的上述会议上，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报告，报告的第三部分专门谈了“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正式发出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战斗”号召。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报告的指示》，进行了批判胡风的全国性动员。胡风《三十万言书》的第二、第四部分也作为批判材料，随《文艺报》1955年第1、第2期合刊附发。此后，全国报刊开始出现大量的批判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