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前，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委领导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专辑再度对胡风发起了批判。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在“对于几种倾向的检讨”部分着力批判了胡风“所谓追求主观精神的倾向”，认为胡风的理论“把个人主观精神力量看成一种先验的、独立的存在，一种和历史、和社会并立的，超越阶级的东西”，“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认为“这首先就和历史唯物论的原则相背离了。从这样的基础出发，便自然而然地流向于强调自我，拒绝集体，否定思维的意义，宣布思想体系的灭亡，抹杀文艺的党派性和阶级性，反对艺术的直接政治效果”。实际上，这样的指责，已经非常明确地把胡风的理论划入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对立面，“已经是一个恶兆了”[18]。然而，就在6个月后的1948年9月，胡风又出版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书，并发表了一些文章，更加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体系。胡风在关于文学创作的生活源泉问题上，认为“到处都有生活”，“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19]。他认为，人民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20]，因此，应该坚持五四启蒙主义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在此意义上，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也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认为知识分子不一定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改造”，而应该以自觉的“主观战斗精神”主动地搏击生活。非常明显，胡风的理论主张不仅回答与挑战着来自邵荃麟等人的批判，还几乎是直接地和“对应式”地指向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基本命题，而且，他还在著述中明确提出了对于延安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国统区文艺中心问题的不同看法。
1949年以后，胡风、阿垅、舒芜的理论，鲁藜、路翎的诗歌与小说，甚至是胡风的歌颂毛泽东、歌颂新中国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都曾先后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
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湖北的《长江日报》发表了题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检讨文章，同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在转载该文时，胡乔木为其所加的“编者按”开始将习惯所称的文学上的“胡风派”贬抑为“文艺上的小集团”，并且做了批判。至年底，中宣部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专门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林默涵和何其芳分别作了长篇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并先后由1953年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