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炜的叙事中，对精神道德的守护和对生命的守护是不可分割的。在《我的田园》《柏慧》中，人性之恶与自然之劫被处理成因果关系，正是人性无止境的贪欲导致对自然野蛮的开发，对生命家园肆无忌惮的毁灭。这一意蕴也被表现在他发表于1991年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中，但《九月寓言》还提供了作家对道德、生命以及现代文明更加丰富驳杂的思考。作品以寓言的方式讲述一个叫挺鲅小村的一些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九月，因为九月正是大地收成的季节，意味着自然生命的充实、展开和实现。故事的空间总是在野地，因为野地是一切生命的本源。正是在这样的时空中生命得到最大限度的展演——那黑漆漆的野地里青年男女漫无目标的疯跑，“在土沫里翻滚，钻到庄稼深处唱歌”，金祥在野地里一口气跑上千里背回铁鏊子，闪婆和露筋在野地里日夜浪游……正是这无法无天的生命力使小村人获得一种超越苦难的充沛的元气，甚至小村的血腥暴力也因为生命的展演而淡化了“恶”的意味，张炜正通过这样一种自在自治的野地生命状态为当代日益沉沦的精神指明一条“融入野地”的救赎之路。但也正是郁勃的生命欲望使小村人在与工区的对立中，无法像“葡萄园”中的鼓额们那样采取决绝的拒斥态度，工区的黑面肉饼、长筒胶靴、澡堂总在深深**着小村的年轻人。最后，村姑肥和工区青年私奔，龙眼和憨人到工区当了矿工。小村正是在一场有他们参与的地下煤矿开采中遭受灭顶之灾，而这一时刻又正是肥与人私奔的时刻，暗示着小村文明的脆弱及其无法逃脱的毁灭的宿命。对生命的张扬终于导致生命与道德的分裂以及对道德的超越，但与此同时又带来生命自身的劫难。这正是《九月寓言》生命叙事的悖论，反映了张炜对生命理解的现代性的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生命的忧虑与质疑。但必须指出的是，作品所流露出的或多或少的对农业文明的眷恋，显然与《古船》中的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意识相悖，体现了作家主体意识的惶惑。《九月寓言》的叙事方式典型地代表了张炜90年代具有浓厚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和哲理内涵的文本品格。
从80年代初开始，张承志一次次地孤身长旅，浪迹于被他称为“三块精神大陆”的内蒙古草原、天山南北和黄土高原，追寻自己的理想，最后，在伊斯兰民间宗教精神哲合忍耶中找到了自己灵魂的归宿。哲合忍耶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菲主义）教派的一个民间分支，教民主要是生活在甘宁青沙漠边缘的穷苦的农牧民。这一带穷山恶土，几乎不具备生命繁衍最起码的自然条件，信仰成了生命唯一的支持。从《残月》《终旅》《海骚》到《西省暗杀考》，张承志以血代墨一遍又一遍书写着这群衣衫褴褛的哲合忍耶，到了90年代初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长篇小说《心灵史》中，这种书写达到了极致。《心灵史》讲述的是从清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200年中作为伊斯兰教派中最虔诚最惨烈最悲壮的一支的哲合忍耶教的故事。回族教民的抗暴史被纳入底层人民与官方压迫性机制抗争的历史，从而超越民族宗教的偏狭，在“把自尊和高贵还给贫苦民众”这一意义上，再次实践并提升了张承志一贯的“爱人民”的主题。因而，这不是一部宗教史，而是一部不朽的底层民众的心灵史。同时由于结合了对沉沦于俗利的当下现实的激烈的道德批判，使文本的历史叙事具有了明确的现实精神指向。
《心灵史》中大量的个人宗教体验昭示着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这样的追问恰恰是汉文化传统所欠缺的。事实上，《心灵史》在对拘于俗世理性的儒家文明的激烈抨击的同时，又引入儒家文明的许多价值准则，而在张扬哲合忍耶精神的同时，又淡化了其强烈的异质性。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在张承志90年代以来创作的大量的有关伊斯兰文明的散文随笔中，这都表明他的写作在民族间文化整合和重塑中华文化精神上的意义。
《心灵史》全书按哲合忍耶民间秘典《热什哈尔》的体例分为7门，每一门主要以一个圣徒的故事为核心，贯穿起相关的宗教人物事件。全书涉及许多史料、民间典籍、传说，同时又贯穿以深邃的哲理思辨、惊心动魄的情节、热烈的宗教**，语言直率、坚硬，浓烈又沉着朴素，这一切共同构成文史哲杂糅的文本品格和恢宏的史诗气度以及悲烈、凌厉、震撼人心的审美风格。
在《心灵史》究竟是历史还是小说的问题上，也存在争议。《心灵史》虽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但仍应把它视作小说。张承志是以一种审美而非历史和哲学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的。从文本表层看，7代圣徒是书中的主人公，但更准确地说，书中写的是一种奇异的美，一种“牺牲之美”，一种信仰之美，一种精神之美，一种心灵之美。美，是真正的主人公。这是这部书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书中那种偏激的立场、观点可以被原谅的原因。这也同时意味着，张承志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的一些观点，以学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是可以被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