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瑨，山东蓬莱人。小学毕业后到关外谋生，九一八事变后投奔延安。作者曾经在朝鲜战场、中国的西北和东南沿海各地采访，写下了诸如《鸭绿江南北》《春在朝鲜》《英雄时代》《前进，钢铁的大军》《戈壁滩上的春天》《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作品，大多是那一时代常见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新闻报道。在60年代的散文“诗化”中，杨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出版了散文集《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等。具体而言，杨朔秉持着“寻求意境”的艺术主张，从浪花、蜜蜂、荔枝、茶花等许多看似平凡的事物中感悟并描画着新生活的美，然后展开遐思，“反复思索”“动情的事”，从而使个人的感情升华，“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3]因此杨朔散文用力的焦点在于对“事物”与“意义”关系的独特发现、开掘与勾连，正如他所说的，“大海夜景，并不难画，难的是如何画出大海深邃的心胸”，即如何通过托物言志达到情景交融、出新意境的目的和效果，从而在美的情景中升华美的思想感情。
作为杨朔散文创作的核心诉求，诗的意境是通过散文的结构、布局与语言来共同创造架构的。正如其夫子自道：“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练，也不容忽视。”因此他总是“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4]。他的散文结构紧凑，层次分明，不枝不蔓。杨朔的语言凝练、简洁，如在《茶花赋》中作者写道“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归来，一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像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富有诗意又很有弹性，在文句的节奏感与色彩化上亦颇见功力。
但是由于时代与个人的原因，杨朔散文在思想、艺术上也有着明显的缺憾。着力于诗的意境的创造意味着散文文体意识的凸显，意味着对文学性的重视，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具体实践中，他却往往表现出“为诗意而诗意”的局限性。首先，为了追求诗意，作者往往将日常语言与场景烙上自己非常单一的“诗人”色彩，有时不免矫揉造作。以《雪浪花》为例，文中的老泰山不仅把**插在鬓边，而且说出的是很“诗化”与哲理性的语言：“是叫浪花咬的”，“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这样的语言与人物的身份完全不符。再如：“我不禁说：‘你们的生活不错啊。’老姐姐漫不经心一笑说：‘是不错嘛，你要什么有什么。’”（《蓬莱仙境》）“我不禁赞叹道：‘你们的生活真像神仙啊，富足得很。’”（《海市》）如果我们联想到1958年“大跃进”以后中国农村大饥荒等生活的真实面貌，这样的“诗意”不仅是夸张、矫情的，简直可以用“虚假”“欺瞒”来形容了。
其次，作者对意境的倾力经营也出现了模式化乃至僵化的倾向。仅仅以为意境是作者主观思想与客观外在景物的结合，还是一种肤浅而表层的理解。事实上，意境乃作者主体内在的精神空间的外化，即主体在自己漫长的人生实践、社会实践中往往会形成某种独特的精神结构，进而形成某种极富有个体特色的精神空间，当主体凭借曾经与其生命旅程发生过生命意义上的碰撞、遇合时的符号将这种精神空间外化出来，方始形成意境。从这一角度衡量杨朔的意境观，就会发现，杨朔所谓“意”基本上是一套既定而僵化的“时代理念”或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境”则是作者于浮光掠影中截取的所谓新人新事、新变化、新面貌等，其所谓“意境”则是将上述两者生硬拼凑起来。
